东盟本土规范与国际规范无法达成共识的争论性情境,并不意味着东盟无法开展对外合作。相反,在不同情境中,出于两种规范的争论对“东盟中心”本土实践的冲击不同,东盟会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并进而表现出不同的对外合作行为选择:如果具体情境中“东盟中心”本土实践受到的冲击较强,东盟就倾向于采取显性规范争论方式,通过规范规避与规范解释两种策略与国际规范进行互动,积极协调国际社会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行为体达成合作;而如果“东盟中心”本土实践受到的冲击较弱,东盟则更倾向于采取隐性规范争论方式,通过规范信号策略与国际规范进行互动,不否认国际规范也不过多地与国际行为体进行合作。同样是面对“人道主义干预”国际规范和“不干涉内政”本土规范的争论,东盟在1999年的东帝汶危机中更加积极主动地协调国际社会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对外合作;而在2012年以来的缅甸“罗兴亚人”危机中,东盟则表现消极。原因在于,东帝汶危机中,“人道主义干预”国际规范与东盟“不干涉内政”本土规范的争论,深刻冲击着“东盟中心”本土实践。对此,东盟选择采用显性规范争论方式,在积极对外合作以协调解决东帝汶危机的同时,也灵活运用规范规避与规范解释两种策略一定程度上质疑“人道主义干预”国际规范的适用性。而在缅甸“罗兴亚人”危机中,“东盟中心”本土实践相较前述东帝汶危机受到的冲击较弱。因此,东盟决定采用隐性规范争论方式,在与国际社会消极互动、模糊应对“罗兴亚人”危机的同时,运用规范信号策略,含蓄地质疑“人道主义干预”国际规范的适用性。两个案例中,东盟均在不否认“人道主义干预”国际规范的正当性基础上,质疑其在本区域特定案例上的适用性,从而维护了自身“不干涉内政”本土规范,并最终巩固了“东盟中心”本土实践。东盟的对外合作行为选择,也因其在不同案例中采用的具体策略不同而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