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环境保护形势日趋严峻。为推动企业更好履行环境责任,我国政府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但实践中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及时、报喜不报忧、重数量轻质量等问题较为普遍,如何推动企业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近年来,媒体监督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一越发受到重视。但目前关于媒体监督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大都是对二者相关性的实证检验,缺乏对内在作用机理的深入分析,制约了研究结论对企业实践的指导意义。论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媒体监督、环境信息披露和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全面回顾,构建了媒体监督、环境信息披露和公司价值关系的“压力—状态—响应”分析框架。然后,分别运用多元回归模型、调节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检验了媒体监督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规律、环境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规律、媒体监督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规律,并分析内部监督机制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媒体监督—环境信息披露—公司价值”的中介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总体偏低,且各企业间差异较大;媒体对企业环境活动的报道总量越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而且企业内部监督机制能够调节媒体监督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当内部监督机制有效时,媒体监督职能才能发挥作用;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支持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信号传递理论,环境信息披露对公司价值的促进作用同样受到内部监督机制有效性的制约;媒体关于企业环境活动的报道能够提升公司价值,且这一关系仅在内部监督机制有效性较好的企业中存在;在全样本和内部监督机制较为有效的样本中,媒体关于企业环境活动的报道通过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影响公司价值的传导关系是成立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在媒体监督与公司价值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媒体监督的治理效果、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论文建议:优化外部环境和行业自律,提高媒体监督效果;构建媒体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机制;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法规体系;完善企业管理者的选拔与激励约束机制;优化环境金融政策,引导企业高质量披露环境信息。论文形成了媒体监督、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关系的“压力—状态—响应”理论分析框架,为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实证检验内部监督机制对媒体监督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的调节作用,明确了我国转型制度背景下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综合影响,是对传统媒体治理研究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