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性实践,幼儿园教师在每天的工作中都要作出各种涉及伦理考虑的决策。幼儿园教师与幼儿在身份、权力和地位上的高度“非对称性”使得幼儿园成为伦理失范行为频发的场所。在关于幼儿园教师伦理失范行为的讨论中,大多倾向于采取“专业伦理是幼儿园教师个人的权限,不道德行为是幼儿园教师个人做出的”的主体主义立场,忽视了现实情境的制约和威胁。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是在幼儿园这一正式组织的“给定条件”中发生的,幼儿园的制度为其提供认知范本和行为指引。和人类社会的任何制度安排一样,幼儿园的制度既不够完美又不甚完善。由此,本研究选择从制度的视角,基于制度与主体互动的立场,探究幼儿园教师在制度世界中的专业伦理决策逻辑。出于本研究“理解”的意图和“描述”的需要,研究者基于质的研究取向,采用参与式观察、叙事访谈和实物收集的方法在2所幼儿园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观察,对26名幼儿园教师进行了访谈,并收集了制度文本、活动方案等实物资料。运用类属分析的方法对“制度要素下的伦理问题或困境”的相关研究资料进行分析,运用情境式分析的方法对“幼儿园教师专业自主权”和“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的研究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幼儿园教师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制度既为幼儿园教师提供了教育自由,又限制了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自由。专业自主权是幼儿园教师专业伦理决策的前提,但在制度化幼儿园生活中,幼儿园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受到重重挤压,这消解了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空间,使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陷于“骑在制度围墙上”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第二,幼儿园制度是引发专业伦理问题或困境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以行政权力规则和督导评估制度为主的规制性制度要素,在幼儿园功利化发展倾向的影响下,引发了幼儿园教师对“上”负责的组织责任和对“下”负责的伦理责任之间的冲突,导致了违背“儿童本位”的伦理危机;以安全管理制度、一日生活制度和常规管理制度为代表的规范性制度要素分别存在以“保护”的名义限制幼儿的自由,以“秩序”的名义忽视幼儿的节奏,以“规矩”的名义规训幼儿身体的风险,导致了违背“幼儿自主”的伦理危机;以“好孩子”图式、“集体主义”图式和“人情面子”图式为代表的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分别存在等级分化与平等尊重的冲突、一视同仁与差异性平等的冲突以及差序公正与道德公正的冲突,引发了违背“保教公正”的伦理危机。第三,在制度诱发的伦理问题或困境中,幼儿园教师在其职业良心的调节作用下,专业伦理决策表现出多样性。具体来说,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主要依据惯性导向、制度导向和职业良心导向三种逻辑,表现为疏制度疏伦理的“敷衍型”、亲制度疏伦理的“服从型”、疏制度亲伦理的“权宜型”和亲制度亲伦理的“创造型”四种专业伦理决策类型,其中职业良心在后三种决策类型中均发挥着调节作用。第四,违背儿童利益的专业伦理决策主要引发了消极道德情感体验,维护儿童利益的专业伦理决策有可能同时引发消极和积极道德情感体验。积极道德情感体验主要对下一次的专业伦理决策发挥正向反馈作用,而消极道德体验既可能发挥正向也可能发挥负向的反馈作用。但也有一些幼儿园教师由于缺乏伦理敏感性而未产生道德情感体验。第五,反思幼儿园教师在制度情境中的专业伦理决策行为,规制性制度要素中的利害结构无形中宣扬了功利论的伦理思维,使幼儿园教师坚守“儿童本位”的道义原则变得艰难;规范性制度要素在实施中鼓励“规则主义”的决策方法,阻碍尊重幼儿自主所需要的“依境遇而定”的实践智慧;文化—认知性制度要素蕴含着“日常生活伦理”的价值取向,干扰保教公正“专业伦理”价值的实现。由此,可以进一步确认:第一,境有好坏,即专业伦理决策不全是幼儿园教师个人的权限,一些幼儿园制度要素会引发伦理冲突,并对幼儿园教师实现以儿童利益为核心的伦理责任形成阻碍;第二,损益在人,即尽管强势的制度左右着幼儿园教师的专业伦理决策,但是制度并没有完全封闭专业伦理决策的空间,盲视伦理问题、放弃伦理愿景或坚守伦理责任取决于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良心;第三,尽管努力改善幼儿园的制度环境极其必要,但制度永远不可能达至完善,激发与呵护幼儿园教师的职业良心是使其在给定的制度条件下坚守以儿童利益为核心的伦理责任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