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先天性心脏病(CongenitalHeartDisease，CHD)是心脏外科的常见病，是心脏、大血管胚胎早期发育失常或障碍引起的一系列心血管结构先天性畸形。心内直视手术仍然是主要的临床治疗手段。一直以来，经典的专著和临床指引均指出：常见CHD患者的手术时机是学龄前。但学龄前的时间概念跨度大，使手术时机定位较模糊。近十年来，随着体外循环技术、心肌保护、麻醉和围手术期监护等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术经验的积累，临床实际工作中对各种CHD手术治疗时间已经提前，个别单病种已要求和能够在新生儿或婴幼儿期进行手术，并取得了较满意的实际手术效果。目前，大多数的临床学家已接受常见CHD手术时机前移的概念和事实，但在专业专著和临床治疗指征引上尚未有较明确的手术时机前移的讨论和指南，对常见CHD手术时机前移的临床分析不多，这可能与缺乏各大心脏中心的大宗临床病例综合和分析有关。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手术时间前移的实际效果、临床基础、意义和可行性做出综合分析，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对常见CHD手术时机作出明确修正，使其适应现代心外科技术的发展。 [目的]回顾近十年中山一院内外科治疗常见CHD的临床经验，分析常见CHD矫治手术时机提前的现状、实效、可行性基础及其临床意义，探讨对常见CHD较为确定的手术矫治的时机，为重新制定CHD外科治疗指南提供本中心的临床资料。 [材料和方法]回顾性分析1995年1月～2002年12月期间中山一院收治的常见CHD共1198例，就其临床治疗特点和经验；着重分析791例手术治疗的患者从确诊至手术时间长短(“观察期”)、并发症、围术期经过和术后早期归转等相关指标，及其与手术时机的关系。所有资料均以SPSS11.0统计软件包处理，统计分析采用两独立样本的T检验；对可能与住院死亡率相关的各因素分别进行单变量线性回归的基础上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计算回归系数；对有序等级数据采用列联分析中卡方检验，基于秩的spearman和pearson相关分析。统计学差异P＜0.05。 [结果]全组病例1198例。年龄：9.62±13.56岁(1月～73岁)。男性：676例(56.48％)女性：521例(43.52％)。病种构成：ASD304例(25.38％)、VSD413例(34.47％)、PDA157(13.11％)例，ASD并VSD94例(7.85％)、紫绀型先心病以法乐氏四联征F4为主83例(6.92％)，伴艾森曼格综合症6例(0.5％)例、伴肺动脉瓣狭窄30例(2.5％)、F36例(0.5％)、其它105(8.76％)例。 其中手术病例791例，年龄：7.64±12.78岁(6～73岁)。病种构成：VSD282例(35.62％)，ASD192例(24.28％)，PDA97例(12.25％)，F450例(6.28％)。内科治疗病例407例：年龄：4.37±5.26岁(1月～12岁)。病种构成：VSD131例(32.18％)，ASD112例(27.52％)，PDA60例(14.74％)，F434例(8.35％)。“观察期”间：86例(7.2％)发生亚急性心内膜炎(SBE)。69例(5.77％)发生继发性的心瓣膜改变，VSD病例发生主动脉右冠瓣脱垂和主动脉瓣关闭不全；ASD病例出现二尖瓣脱垂和瓣膜关闭不全。130例(10.91％)出现不同程度的右心功能不全表现。 手术资料：3～5岁年龄段肺高压发生率较低，不同的手术年龄段术前肺高压发生率有显著性差异(χ=67.8531，P＜0.05)。术前UCG检测心内缺损大小与手术中实际缺损大小的差距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P＜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手术年龄(P=0.0560)、“观察期”(P=0.034)、术前心功能(P=0.0030)、阻断时间(P=0.0003)、术中所见缺损大小(P=0.0313)是住院死亡率的危险因素。手术年龄越大，“观察期”时间越长，术前肺高压和心功能情况越差，术后重症监护和呼吸机带管时间也就越长(P＜0.05)。3～5岁年龄段行矫治手术的围手术期并发症最少。 [结论]本组先心病仍以VSD、ASD、PDA和F4为主。影响手术抉择和围术期预后的主要因素仍是肺血管疾病和心功能状况。手术年龄、“观察期”时间、术前心功能、阻断时间、术中所见缺损大小与住院死亡率有明显相关性。心内直视下手术矫正畸形，及早阻断异常病理生理过程，恢复重要器官的正常生长发育，有助于减少围手术期的并发症，降低术后死亡率。就本组的经验分析，作者认为临床上对常见先心病的矫治手术时机前移至3岁左右是合理、可行的。缩短“观察期”、术前针对并发症和围术期风险因素的预防性治疗、采用新的相关辅助技术等将有助于提高手术效果。对危重婴幼儿先心病的手术时机有必要做进一步前移，甚至行“急诊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