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城镇化水平持续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巨大成就,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我国改革的深化与发展提供基础性激励机制。财政规则与管理体制的调整必然会带动激励机制的变动,引发政府财政自给能力、地区间竞争激励机制以及政府间沟通与协调等方面变动,进而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科学回答政府间财政关系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处理好分权等指标的内生性问题。已有文献认为现行的分权指标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更多的是在反映经济数据上的分权结果,并不能准确衡量地方政府财政自主权和彼此的财政关系。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作为一项外生的准自然实验,给我们提供了检验政府管理体制与财政关系的变化对经济社会因果效应影响的机会。本文的研究思路来源于我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提出的几个问题:一是我国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究竟是什么,有哪些具体内容;二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如何影响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行为,以及这种影响的激励因素和渠道是什么;三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如何影响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行为,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地方政府间有何异质性;四是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如何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以及这种影响的机制与渠道是什么。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梳理和回顾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政策,介绍本文的实证方法与计量模型,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夯实基础。首先,回顾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的理论渊源和研究现状,从财政分权理论、管理层级扁平化理论、省直管县改革实践研究综述三个角度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其次,梳理与回顾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提出的背景和具体内容,并以湖南省实施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政策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加深对这一改革的理解,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最后,介绍本文的实证方法与计量模型,并对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样本进行平衡性检验,使样本符合双重差分计量模型的要求,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工具。第二,实证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的影响,并探索这种影响的激励因素和渠道。本文从两个方面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一是进一步探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下地方政府影响税收征管的可能路径。通过区分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市县关系、企业所有制类型,本文结果表明竞争能力和压力的差异导致不同的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强度,且地方政府对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的税收征管强度也不相同,说明改革影响税收征管的途径存在差异。二是以更完备的样本充分评估改革的税收征管效应。为保障结论可靠性,本文使用了最为完备的地域和时间跨度样本,充分展现2007-2009年达到高峰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普遍作用和滞后效应。研究采用1998-2012年全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24个省、1808个县、343928家企业。事实上,本文得出不一样的结果,体现了采用完备样本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显著激励了县级税务机构加强征管。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改革后县级政府主要通过地方税务局强化征管。从地区的角度看,财力相对不足、要素流动成本高的不发达地区更偏好加强征管,以增加财政收入。从市县关系来看,经济发展属“弱市强县”的县级政府更可能加强税收征管。从企业类型看,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税收征管干预强于其他类型的企业。本文为分析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路径和工具提供了有益补充。第三,实证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地级市政府城投债发行情况的影响,并探索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地方政府间的异质性。与以往的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本文为政府间财政自给能力、财政成本的转嫁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直接证据。以往从政府间财政关系角度研究地方政府债务的文献,大多数都使用的分权指标与债务之间容易产生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以外生方式改变了省、市、县三方的行政和财政管理关系,竞争激励发生变化,这为更好研究地方政府自给能力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因果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二是本文从两个方面补充了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影响的文献。一方面,本文是首篇从城投债视角评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政策效应的研究。现有评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地方经济增长、地区民生与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缺乏关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文丰富了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市级层面财政自律影响的文献。以往文献集中于县级政府行为,研究改革对市级地方政府财政影响的文献不够充分。特别地,少数研究改革对市级财政自律影响的文献关注了税收努力或财政支出扩张,但对评价财政自律与否最重要的赤字或债务问题未予以关注。本文利用2006-2015年中国地级市城投债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后地级市政府将更加遵循财政纪律,对城投债的扩张起到抑制作用。进一步的渠道分析表明这种抑制作用对财政透明度低的地级市更加显著。从市县关系来看,改革后经济发展属“弱市强县”的地级市政府控制债务增长的效果更为明显。从监管角度看,贫困县长期受到中央、省级政府的监管,因而改革后有下辖贫困县的地级市政府债务下降不明显。本章为分析提升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和降低财政垂直不平衡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路径和工具提供了有益补充。第四,实证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并探索这种影响的机制与渠道。部分已有文献就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级政府支出行为的影响开展了研究,但存在对影响机制与渠道分析不够深入以及样本数据不全面两方面的不足。本文从两个方面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一是进一步探讨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下地方政府调整其财政支出的可能路径。通过区分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市县关系、地区竞争激烈程度,本文的结果表明竞争能力和压力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二是以更完备的样本充分评估改革对县级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效应。为保障结论可靠性,本文使用了最为完备的地域和时间跨度样本,充分展现我国东中西各地区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普遍作用。本文采用1995-2007年24个省、1809个县的面板数据,得出不一样的结果,体现了采用完备样本的必要性。研究表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县级政府基本建设支出水平。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基本建设支出的扩张来自于改革后激烈的地区间竞争。从市县关系的角度看,经济发展属“弱市强县”的县级政府更偏好扩大基本建设支出。从地区的角度看,财力相对充足、要素流动成本低的东部与中部地区更偏好扩大教育支出,但其增幅仍远低于基本建设支出。从改革的影响效应看,改革后县级政府会优先发展城镇,扩大基本建设支出,而相对忽略了对农业农村方面的投入。本文为分析研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路径和机制提供了有益补充。第五,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规范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与促进政府间良性竞争等方面的政策建议。首先,加强财政自主能力建设,培养财政自律。具体包括:适当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自主权;加强地方政府税制建设;规范地方政府非税收入体系;完善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其次,完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具体包括:转变唯GDP增长观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适当调整我国政治的委托代理关系。最后,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分配安排。具体包括: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权与事权;财权和事权的分配安排应与各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切忌“一刀切”的分配方式与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