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媒体处于“超前发达”的阶段,且有继续快速发展的趋势。这种状况使印度媒体在其国内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其与印度政府的关系也是几经调整,而每次调整都不同程度增强了印度媒体对政府内外政策的影响力。由于种种原因,印度媒体对中国十分关注,其态度、立场和报道倾向对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一定作用。伴随着中印关系的变迁,印度媒体的涉华报道基调经历了三次大的调整：从1949年到1962年,印度媒体从对华友好降为对华敌视；从1962年到1988年,由于国际形势和印度国内形势的变化,印度媒体逐渐由对华敌视转为缓和,其标志是不再一边倒地反对印度领导人访华,而是转为分析和辩论印度领导人访华的利弊；1988年后,印度媒体涉华报道进入起伏并逐渐趋稳阶段,其主流是对华友好,但仍时不时爆出一阵杂音。导致印度媒体涉华报道基调变化的因素纷繁复杂。本文从两个分析影响媒体报道内容的重要理论——美国传媒理论研究权威帕梅拉·休梅克的“等级模型”以及欧洲传媒理论权威麦奎尔和温德尔的“社会压力下媒体学说”中,推导出影响印度媒体报道的三个主要因素：印度媒体自身因素、官方因素和社会因素,并根据全球化趋势的快速发展,提出印度媒体也深受国际因素的影响。据此,本文对影响印度媒体涉华报道的原因做了理论分析。关于印度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印度媒体影响中印关系的方式明显具有“议程设置”和“沉默的螺旋”这两个理论的特质,同时通过案例分析,对印度媒体影响中印关系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并归结出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后果。总体看,印度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印关系的大局影响有限,但不容忽视其作用。鉴此,笔者引用媒体外交的新概念,认为应将对印媒体外交纳入对印总体外交的框架,以适当引导印度媒体,趋利避害,使中印关系的发展有一个更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友好的民间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