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作为东南亚一个地理面积狭小而富庶的岛国，它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也是令其国民为之骄傲而自豪的。而究其发展繁荣的开端，历史不能不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自治伊始，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对新加坡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不断探索与实践。整个新加坡现代化的历史，都是与外资息息相关的。在自治之初恶劣的自然、历史与社会条件下，人民行动党政府领导人做出的发展道路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新加坡整个民族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外资政策作为当时政府决策的一部分，在经济发展中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本文探讨的就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即1959年自治后到独立之初(1973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前)这段时间外资政策演变的动因。以1965年的新马分家为界，前段时间政府以吸收私人资本为主展开工业化，外资并没有摆在特别突出的位置。而1965年新马分家之后，政府不得不把吸引外资作为工业化的主要战略。这一转变的客观原因是由于新加坡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政治结构，政府领导人必须克服这些方面的劣势，利用外资谋求经济的发展；最主要的动因还是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领导人精明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考虑，主动大规模引进外资发展经济，并时刻把握着外资的发展动向：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为新加坡政府的外资发展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当时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遍信奉的是经济民族主义，它们害怕外国资本的渗入影响到其政治的安定。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却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本着实用主义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主动邀请外资进来，并且在外资政策上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使外资成为对经济发展的有利工具，从而造就了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