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老龄化的加剧，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由年轻型社会步入到老龄化社会。在全球的大背景下，我国也于1998年跨入到了老龄化社会，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未富先老”这一趋势尤为明显。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老年人养老水平问题、医疗问题、养老机构问题等等，而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的问题首当其冲，尤其成为当今中国的社会焦点问题。而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省,下岗失业人员众多,老年贫困群体众多，养老金支付压力极大，所以养老金是否能支付未来老年人的养老保险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为满足未来养老金的支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1998年，我国通过制度改革，将我国的社会化养老保险基金模式由现收现付制转变为部分积累制，意在保留社会养老的同时加强个人积累，加强个人自我养老保障的功能，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下，职工的养老由国家来提供保障，本应该积累下的养老金让国家统筹投资于国有企业的规模建设，积累了国家的财富，增加国有资产。因此，转制后职工养老金的权益就变成政府对职工的负债。而这笔负债通过制度显性地表现出来便构成了制度改革的转制成本。目前学术上不同学者对转制成本的统计口径有所不同，其结果就大不相同，但最保守的估计到2010年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也要达到4万亿，2012年1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报告称：“中国14省份2011年养老金收不抵支，缺口达767亿元。”面对我国养老金如此大的支付压力，如何准确确定养老金缺口规模，有效地筹集运营养老保险基金，消化转制成本便成为了我们今后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首先对辽宁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转型期的现状进行了描述。其次采用文献分析法并查阅相关资料对辽宁省养老保险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剖析。第三，运用养老保险精算模型对辽宁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隐性债务以及转制成本的规模进行测算。第四，介绍了国外养老保险转制过程中消化转制成本的成功经验，通过对智利和哈萨克斯坦的科学方法的分析，从而启发我们思考一些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辽宁的具体省情更适合的消化转制成本的方式。第五，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消化转制成本的对策。主要通过制度外的资金多元化筹集和制度内的相关系数的调整达到消化转制成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