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儒开创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周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主要在“革新政令”与“创通经义”两方面为儒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李光是生活在两宋之际的一位儒家士大夫,绍兴和议期间官至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因在和议、用人上与秦桧发生严重冲突,被远贬岭南十五年之久,在贬居岭南的高压政治与苦闷生活中,历十数载著《读易详说》,他的人生经历和著作充分地展现了其思想与宋代政治文化的内在联系。李光《读易详说》在解易过程中,有大量引史证经的材料,四库馆臣将他看作易学“史事宗”的开创者。李光之史事易学,对历史人物、历史典故的运用,完全是为了服务于他的经世思想。“士必通经而后可以学史,史者,经之翼也。”(明·张自勋)“经学不可以史证,经学必以史证。”(宋·李杞)经史互证是经典诠释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李光是把《周易》本身当作一部政治学教科书,用“以史证易”这样一种解《易》方式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君道”是李光易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尊君”思想既有北宋立国时的文化记忆,也是对两宋之际政治现实的客观反映。李光之尊君,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他认识到了稳定对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意义,侧重于讲“尊君之势位”,强调“以德配位”。宋代矫枉过正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军事上的弱势让李光借《周易》提出恢复“封建制”的设想。“国是”说从宋神宗朝绵延到李光生活的两宋之际,成为宋代政治的中心问题,“国是”的背后是君权的扩张,政治生态的改变,反映在思想领域是君臣借《周易》的阐发,对于君主“乾纲独断”的要求。君权的扩张,让儒者们逐渐意识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是政治的大根本,而当经典的权威无法约束无边的皇权时,“得君行道”便成了儒者可遇不可求的乌托邦。李光易学中的臣道思想是和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分不开的。宋初科举制度的大力推行和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化都为儒家士大夫真正大规模登上历史政治的舞台提供了基础。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大夫一上来就以提升大臣的名节、操守为重。李光在《读易详说》中着重阐发了他对大臣“柔顺而贞”的原则要求。李光借助《周易》中天然存在的爻位“结构语言”,结合卦爻辞,对大臣的“进退出处”恒三致意,其思想反映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存在着在“邦有道”与“邦无道”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取舍的问题。在李光易学思想中便充满着这种矛盾,他既赞许君子在邦无道的时候尽快离开朝堂,所谓“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又反对当天下无道之时,君子缄口莫言,做明哲保身之举。这种矛盾的取舍,是在君主专制制度条件下,普遍存在于儒家士大夫身上的政治伦理选择困境。此外,以《读易详说》中《师》卦为例,结合李光在两宋之际的政治实践,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另一个面向,即对武人的防范,指出岳飞之死与杨存中之富贵,是双方性格与南宋初期政治文化走向的必然。君子小人之辨是《周易》固有的思想,两宋之间的朋党之争与君子小人的纠葛密切相关。《读易详说》于君子小人反复论述,是对宋代政治文化的直观反映。宋代的党争,首先是以经世为目的的士大夫的政见之争,在“异论相搅”、忠奸难辨等复杂环境中,逐渐转化成所谓的“君子党”与所谓的“小人党”之争。“小人”,在强调士风名节的宋儒那里是最为摈斥的对象,因此,政见之争就变成了关乎安身立命的道德操守之争,其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李光在《读易详说》中既重君子与君子党,又反复言及小人的危害与情伪,对小人采取诛、化、并包的三种态度,故他关于君子小人之辩的思想不再落到意气之争,而表现出一种理性和务实。李光政治生涯的前期经历了徽宗朝“丰亨豫大”对百姓的盘剥,后期经历了战乱所造成的民生凋敝。所以,李光非常重视统治阶级的节俭品德和对民生、民力的涵养。《周易》本身即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李光在《读易详说》《庄简集》反复借卦爻的诠释来阐发他的经世思想。在李光看来,民心向背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源,“民心即天心”。在其著书与政治实践中,李光借助《周易》中《剥》《复》《损》《益》《革》等卦的解释,以经典的权威性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