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权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之后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在承继该权利内容的基础上不断地进行创新。居住权在我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存废之争,通过对居住权纠纷案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民法典》出台前,面对居住权纠纷,法院往往会采用一般民事基本原则或原《合同法》的规定作出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的判断。此时就会出现法官对当事人是否享有居住权的判定标准不一,致使同案不同判。这种现象不仅会危害当事人的居住权利,亦会严重影响到司法权威。直到《民法典》的颁布,才最终将居住权制度确定下来。这深入贯彻了“住有所居”的理念,也为居住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罗马法时期出现的居住权制度衍生至今已突破保障特定人居住的功能设定,向经济功能扩展。为《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得以更好适用,亟待从解释论出发对其予以完善。文章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居住权制度的历史渊源进行论述。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和我国关于居住权的立法规定进行梳理,得出居住权从罗马法时期发展至今,早已突破原有的保障性功能和人身专属性特征的结论。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居住权的主体、客体、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扩张。第二部分是对目前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居住权尚存的一些问题进行梳理。《民法典》中相关居住权的条文仅有六则,对一些细节问题并未提及。首先,居住权的主体、客体范围不明确,譬如:有哪些主体可以成为居住权人、对“住宅”应当如何解释。其次,在居住权人享有的权利和负担的义务上规定不够详尽。譬如:居住权人能否享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居住权人或同住子女能否享有“就近入学”教育权利;维修义务应该如何分配等。再次,居住权的变动规定过于简单,居住权的设立、移转及消灭事由亟待解释完善。最后,居住权和其他权利发生冲突时的处理规则不明确,无法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第三部分是通过解释论的方法,对第二部分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一一回应。在主体上包括法定义务下的居住权主体和当事人意思自治下的居住权主体。在意思自治设立居住权中,除自然人外,法人等亦可成为居住权人。居住权可以在商品房、政策性住房、农村房屋以及酒店式公寓之上设立。居住权人享有有限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允许他人同住的权利以及优先购买权等权利,同时从良好居住环境的保护以及对房屋所有权人权益的保障出发,享有居住权的主体应负担合理使用他人房屋的义务、特定情形下的维修义务、及时返还房屋义务以及容忍义务。当发生权利冲突时,居住权作为一项用益物权,既可以限制所有权的行使,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对抗在其之后设立的部分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