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截止到2017年,经济总量由过去2008年的26万亿元增加到82万亿元,更是保持着年均6.7%的增长速度,增长潜力十分可观。然而,我国每万元GDP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1倍,这表明我国主要是依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和过度的能源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尚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伴随着这种“高投入、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环境问题也日显突出。相较与世界其他各国而言,我国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位居前列,污水排放处理率较低,而自2012年以来的严重的雾霾天气更是给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为了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应政策。2004年3月,我国统筹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素,将其纳入GDP核算体系,并首次启动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GDP核算)项目,该举措的目的是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衡量经济发展的质量;2007年,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将“节能减排”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国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之一;在“十三五”规划中,我国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的目标,强调“绿色发展”的战略意义,以求打造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新起点。许多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开始将资源环境问题纳入生产率核算框架,以准确测度经济发展质量,并探究经济发展质量的源泉,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在考虑资源和环境因素对生产率的“瓶颈约束”情况下,将能源消费作为一种新的要素投入、将环境污染作为一种产出,并把二者统一引入到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分析框架中,从而形成了以劳动、资本和能源为要素投入,并充分考虑以环境污染为非期望产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lobal Malmquist-Luengerber(GML)指数相结合的方法,估算了 2006—2015年我国30个省市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得出如下结论:(1)从整体上看,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年均4.47%,这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提高,而技术效率对其反而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2)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虽然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缓慢增长的态势,但随着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趋紧以及经济增速的放缓,增长幅度大体上处于逐年波动下降的趋势;从空间分布上来看,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总体上呈现出“两端高中间低”的地域分布特征,即东部和西部的GML指数较中部的高,并且技术进步仍然是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驱动力量,而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其次,本文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归纳总结,并在考虑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及其分解项的基础上,从技术创新因素、要素结构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外资利用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五个方面出发,探究了各影响因素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外资利用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该促进作用存在差异性,其中,环境规制较其他变量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体现在对非期望产出的选择上。相比于多数学者仅选取一项或多项污染排放物,本文通过熵值法将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拟合为一个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以排除指标间的不可比性。同时,受数据可得性的影响,使用不同口径的数据测度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受限于本人的研究能力和现有实证模型及计量软件的局限性,要把所有影响因素引入到研究模型中来是不可能办到的。因此,本文也仅是通过对现有相关文献的归纳和总结,并结合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及其分解项,从技术创新因素、要素结构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外资利用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五个方面出发,研究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