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十分紧迫,东北沦陷使得西北的战略地位凸显,国人在此种危机情景下,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于是大批考察家赴西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以期了解边疆情况,并贡献于国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中、东南沿海大片地区陷入日寇之手,国内重心西移,诸多机构纷纷迁往西北,大批考察团体、个人也深入西北边疆腹地,或开展工作,或调查研究,这期间撰写的论著,数量众多,规模空前,是民国边疆研究最为鼎盛的阶段。抗战胜利后,西北失去了在抗击外敌时的战略优势,西北研究的热度逐渐下降。甘青藏区地处西北腹地,同样,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也是民国西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上西北研究的三个阶段的特点也同样适合于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的起步发展期。从文本材料来看,历史地理与民族分布的研究,多沿袭前人说法,突破不大;政治、经济与交通方面,基本完整的呈现了该时期甘青藏区的事实情况;对教育卫生的关注也多强调对概貌的介绍;文化风俗与寺庙是该时期的研究重点,涉及内容较为全面。从作者群体的构成上看,官员占据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的鼎盛阶段,在历史、民族分布的研究上,有些作者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除介绍基本情况外,相关政治、经济、交通与卫生类的论著,在学理分析上,也更加深入;文化风俗与宗教类文章、著作依然数量众多,很多论述对后世影响极大。该时期作者群体的构成显示出多样化的特点,而这其中学者群体表现最为突出,经典成果倍出。如何开发甘青藏区,是多数考察家关心的重要内容之一,该时期就此问题展开了大讨论,有教育为要、交通为先等种种说法,而此种大讨论实际上是甘青藏区调查研究深化的具体体现。抗战胜利后,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有着短暂的持续。一些作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尤以本地学人为最,他们在政治、宗教、人物等方面,依据文献材料或实地调查,展开论述,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可圈可点。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与当时社会的大背景息息相关,一方面诸多论著的发表、出版提高了内地人对藏边社会的认识程度,另一方面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与西北开发亦步亦趋,相互促进,当然也有一些缺陷,甘青藏区内部各区域、各方面内容研究的不平衡色彩很明显。另外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却也提供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研究命题。1931至1949年近20年间,国人对甘青藏区的调查研究,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诸考察家在文本书写时,所采取的叙述策略,也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自我”文化逻辑出发去考察藏族社会,到科学理性思想与方法的多元运用,再到早期“文化自觉”思想的隐约出现的过程,同时对甘青藏族文化的理解与价值评价,也大致经历了一个由较多贬低误读到客观中肯再到“本地”人看法大量涌现的过程。此种变化过程却是当时时代场域作用于作者群体及调查时间,进而再具体影响“他者”认识过程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