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3年交易所信息披露直通车改革措施的实施,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发布问询函的频率逐渐增加,财经媒体争相报道问询函的相关新闻,投资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一监管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实际影响。问询函制度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非处罚性监管措施之一,不同的问询函制度具有不同的特点。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几个国家问询函制度相比,我国问询函问询范围最广,因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只审核公司提交的如年报等文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只在公司股价发生异常波动时向公司发出问询,而我国除了公司提交的定期文件和股价异常波动外,还要审核公司的临时公告,甚至就公司负面舆论也会进行发函询问,更具主动性和负面指向。与此同时,我国交易所一旦发现监管范围内的问题就可能向上市公司发放问询函,更具灵活性,而美国的问询函监管要求至少每三年审查一次上市公司披露的文件。此外,在披露方面,我国问询函制度要求公司收到问询函及回复后均需通过公告的形式对外发布问询内容,而其他国家则是收到公司答复甚至问询结束一段时间后才予以公布,公众信息知情有所延迟。问询函发放主体为证监会领导下的交易所,在中国整体执法水平较低的背景下,对问询函形式的一线监管政策实施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根据监管捕获理论,拥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公司可能接受较少的监管审查并获得更多的资源,国内外也有众多文献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但主要是针对处罚性监管,那作为近几年广为我国证券交易所使用的非处罚性监管手段的问询函是否也符合监管捕获理论?本文以2014年至2018年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和交易所问询函为研究对象,政治影响力指标用社会网络方法进行衡量,参考Heese等（2017）设置模型控制变量,采用Stata软件研究了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对公司收函概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政治影响力越强,公司收到问询函概率越低,反映了公司政治影响力对问询监管的影响。进一步用股票收益率来衡量企业的价值,探讨了上市公司通过政治影响力规避问询的动机,结果显示,问询函会给公司价值带来负面效应,上市公司会通过政治影响力来影响交易所的发函,从而规避监管带来的价值损失。在之后进行的稳定性检验中,本文主要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问询函方面的研究,也丰富了政治影响在非处罚性监管方面的研究,成为监管捕获理论的实际证据之一,此外本文尝试了从显性的、更为直接的角度衡量政治影响力,并利用社会网络方法计算相关指标,在方法上有一定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