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鄂温克族当代文学史上,乌热尔图是一位重要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对鄂温克族当代文学的贡献以及在当代中国文坛产生的影响力,在鄂温克族当代作家中,至今无人能及。然而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家们,迄今未能深刻认识乌热尔图的文学思想与作品,尤其是对他的创作转型现象,并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和深入开掘。本论文意在从文化话语研究观入手,在对以乌热尔图为代表的鄂温克文学创作实践及现有研究进行史的梳理的基础上,以乌热尔图的个案研究作为论文的焦点,结合历史和(跨)文化语境,从话语范畴的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形式、话语媒介及效果几方面因素进行探究。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对以乌热尔图为代表的鄂温克文学的转型及重构作出全面、深入、系统、多角度地重新开掘。力图以文化话语研究为视角来关照少数民族文学,突破传统文学批评的模式,重新审视作为“文化话语”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网络关系中的意义,以及在整个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存在位置。全文分绪论、正文四章以及结语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交代了选题缘由、研究现状,并就文化话语研究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从研究问题、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资料收集等方面做了详尽的介绍。在此基础上指出文化话语研究视域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拓宽和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给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上注入新的活力,并对今后的批评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文第一部分分别从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习俗、鄂温克文学的状貌与轨迹,以及对乌热尔图创作梳理,探讨边缘文学及其新生。这部分内容是后面具体研究的基础。正文第二部分分为两节,从话语主体的角度,结合历时的纵向研究梳理以及共时的横向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以乌热尔图为代表的鄂温克文学,其书写主体由认同集体主流逐渐走向文化自觉的嬗变轨迹；并对乌热尔图和迟子建的鄂温克叙事进行比较,探讨少数族裔作家和非少数族裔作家作为不同书写者,对同一话语内容——濒临消解的鄂温克文化——进行呈现时所指向的不同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研究指出,少数民族文学主体不是单一僵化的,而是多元动态的：既有来自族内人的内部眼光叙事,又有族外人的旁观书写；在主体文化自觉的道路上,既有八十年代初认同主流话语,又有九十年代后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其间的起承转合反映了日益复杂的主体。这些多元复杂的话语主体共同形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形象；而整个中国文学的面貌也正是在这些多元主体的努力下,日渐丰满与多态。正文第三部分分四节,从话语内容和形式的角度,对乌热尔图的作品进行历时的分析。从话语内容来看,乌热尔图的创作在新世纪出现了转型,从虚构转向写史,而转型的背后,直指族群的文化记忆问题。在话语形式上来看,汉语书写的叙事策略背后蕴含了深刻的文化记忆问题。研究指出,乌热尔图前后期小说话语内容的不同,决定了话语形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这也正暗合了他少数民族主体身份从遮蔽到自觉的过程。对话语内容和形式的以上方面的探讨,是既往研究中不曾涉及,但却是对理解乌热尔图创作转型以及整个鄂温克文学的话语转型和建构至关重要的方面。正文第四部分分两节,从话语效果的角度,着重以读者反应与媒介效果这两方面,对比乌热尔图以及迟子建的鄂温克叙事从作品的发行／销售量、获奖情况、媒介使用情况、读者评论等方面的差异,在定量的基础上,以定性分析为主,考察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其阅读现状如何。研究指出与汉文学相比,少数民族文学在学界认识上、读者数量、媒介曝光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还处于边缘地带。而这些差异性和权势性关系,事实上存在于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生产消费的整个过程和环节中。最后结语部分在对作为“话语现象”的鄂温克文学总结陈述的基础上,对整个少数民族文学进行反思：首先,作为文化话语现象的少数民族文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中国及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关系网络中,相互粘连、影响：其次,要鼓励更多的“汉写民”或者跨族叙事的文学创作,进而丰富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内涵,要关注和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生态与生存处境；第三,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而言,应充分发挥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介传播形式的作用,多方位多渠道地向广大普通读者普及和介绍少数民族文学相关知识；加大翻译的力度,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舞台上积极地参与交流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