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的媒介思想作为研究的目标，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路径，剖析了莱文森在媒介环境学派中的地位及其主要的媒介思想，并结合我国的媒介技术应用和媒介环境进一步印证了莱文森具有历史关怀和富有洞察力的预见性理论，为我们当前的媒介研究寻求一个参考性的视野和研究的样本。　　在技术的变迁中，媒介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也总是在某些方面违背人的本性或者说诱惑了人本性中劣根性的张扬，所以说技术在实现人类对生活的种种美好理想的同时，也把我们推到更大的交流困境中。不少学者对此保持足够的警醒，比如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的精神奴役和全面控制。对于媒介非人性化的一面，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媒介负面性的存在否定了传播技术的进步作用，否定了传播技术变迁中媒介不断趋向人性化的事实，从而对技术采取拒斥的态度，这是保罗·莱文森在倾其一生的媒介研究中坚持的态度与原则。他继承和发展了麦克卢汉媒介分析的研究视角，借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卡尔·波普尔“渐进社会工程”的变革方案，提出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变革是自然界动态进化过程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非唯一的决定性力量这一“软”决定论。莱文森对技术促进媒介形态的变革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人的主体性是构成媒介人性化趋势的根本原因。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在媒介演化中进行理性选择，能够主动地选择和改进媒介，这是决定媒介使用、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仅展现了他积极乐观的媒介技术观，而且体现了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思想，是莱文森最重要的媒介思想之一。同时他还认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媒介功能的补救，从而使媒介越来越完美，越来越“人性化”。他的人性化趋势、补救性媒介、技术进化论思想使他成功地超越了麦克卢汉，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是后麦克卢汉主义第一人”。　　本文共分为五章。首先，将保罗·莱文森放置于媒介环境学派中，剖析了他在三代研究群体中的地位以及对前两代学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在对待媒介、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上，莱文森继承了麦克卢汉“道德中立”的立场，在媒介即信息的基础上提炼出自己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四定律思想，展开自己的“补救性”媒介理论。对自己的导师波兹曼，莱文森却没有那么听话，在学术旨趣和思想渊源上都大相径庭。在媒介形态上，波兹曼认为文字培养理性，图像降低思考，而莱文森却认为文字易受干扰，图像符合感知。对于技术催生的新媒介，波兹曼认为电子文化是对印刷文化的颠覆，而莱文森却认为是对印刷文化的补救。俩人最集中的对立，是在对待技术演化中人的地位的认识，波兹曼的态度是悲观的，人在技术发展中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而莱文森却认为人可以对技术进行理性的选择，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　　进化论是莱文森媒介思想体系形成的关键。他深受芝加哥社会学派技术乐观主义思想的启蒙，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互动论为莱文森的技术进化论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借鉴并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借用唐纳德·坎贝尔的生物进化三部曲推出自己的知识演化的三部曲，并对波普尔的3个世界理论进行了修正，提出自己的3个“技术-世界”观念。莱文森的技术进化论为他的媒介进化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他创造性地提出每一种媒介都是沿着玩具-镜子-艺术的演化路径展开，沿着以满足人的需求为尺度的方向上演进，比如文字的出现使得人类交流第一次超越了自身的生物边界，信息和思想跨越时空得以延展和流传，后继而来的印刷、报纸、电报、摄影术都在视觉上更趋向于人的交流需求，广播、电话、留声机则是在听觉上跨越时空满足人的需求，电影、电视从试听两个方面使得技术的发展趋于人的需求，后一种媒介是对前一种媒介不足的补偿。　　莱文森的数字传播思想与实践。相比于麦克卢汉和波兹曼，莱文森有幸目睹并参与了数字媒体发展的整个过程，他的主要论著也大多完成于世纪之交前后的十年，他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考察数字传播中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的影响。本文用了两章的篇幅来讨论他的数字媒介思想。手机作为补偿性媒介的集大成者，莱文森关注了移动性媒介给传统媒介和社会带来的巨大解构作用，手机的出现解放了人们远距离交流被困守在房间内的窘境，也让办公从固定的场所移至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莱文森写作《手机》的时候是2004年，十年后的手机所带来的变革更是难以阻挡，它不仅仅作为媒介信息的传递者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社会的传统行业造成的冲击和颠覆令人震惊，创造了移动互联网的新时代。不仅如此，莱文森将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不同于网络聊天室、邮件、BBS等网络新应用创造性取名为“新新媒介”，以区别于互联网早期的应用。所谓新旧只是个相对的概念，有很多人对这一提法提出不同的看法，笔者也不尽赞同这一概念，但是这一概念的提出确实帮助我们能够更方便、直观地观察和研究以博客、推特、微博与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形式。“新新媒介”人们也习惯地称之为“自媒体”，它们的出现对传统主流媒体以及社会管理方式都带来新的冲击和消解，似乎真的实现了“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民主社会，迫使国家赋权于民、网民的个性化透过社交网络尽显本色，同时也成为社会公共生活的舆论场，尤其是在中国，网民透过自媒体平台实施了一场又一场个人命运的救赎。当然，莱文森也关注到一切媒介都具有的双刃剑功能，带来利的同时，弊也无可避免。比如网络话语权的赋予，消解了专业人士对专业问题的权威性，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的词条良莠不齐，缺乏权威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社会精英把持话语权而导致的草根话语权形同虚设和自身批判精神的缺失，网络围观而导致的群体极化现象严重等。　　如果说莱文森的导师尼尔·波兹曼的研究是从人性和道德的尺度鞑伐技术的负面性，而莱文森则侧重于媒介变迁的技术、社会、文化的根源与发展趋势，从分析媒介演化的历史入手，通过揭示媒介演化的规律和趋势，不但肯定传播技术和媒介的重要意义，而且突出了人作为媒介的创造者和控制者的主体地位，从而更加全面地剖析了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相比于波兹曼去裁决媒介是有益还是有害的人文主义视角，莱文森的视角更加宏大。他认为媒介的进化服从于人的理性，有无穷的发展潜力，更加人性和合理化。所以，莱文森对待技术与媒介的态度要明亮的多，对未来也更积极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