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文章的导论部分对“现代性”理论的流变进行了梳理，系统考察了中国和西方的现代性在起源语境上的差异，讨论了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现代性”问题尚没有引起中外研究者重视，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人们更深入地阐释经典作品得以长盛不衰的奥秘，有助于理解作家的文化立场及其对作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世纪转型。 曹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致力于“现代性”探索的作家之一。“现代性”问题是曹禺前期剧作中的核心问题，他在作品中不断追问着存在的意义，演绎着现代人灵魂深处的文化与个人、本能与意志、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了作家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反传统”是曹禺前期创作中的基本文化立场，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和超越是他希望解决的课题，试图以一种极端的形式激活人应有的生命激情，重振萎靡不振的民族精神，这构成了作家前期创作的整体语境。曹禺所秉持的是一种超越于政治—道德之上的审美观念，在坚守艺术的自主性的同时，致力于戏剧艺术的形式营造，追求着作品的形式意味，以开放的姿态对话剧艺术进行着先锋性探索，使中国话剧早早地跨越了幼稚起步阶段，推动了中国话剧的现代化进程。 曹禺并没有把激进的反传统立场贯穿始终。以1937年7月为界，在国家、家庭、个人情感的多重困扰下，曹禺渐渐由“反传统”的立场返归“传统”，产生了“审美转向”。这主要表现在：在悲剧观念方面，由对人的悲剧命运的关怀转向对国家、民族命运的书写，国家利益成为作家这一时期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准则；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由对现代女性的崇尚转向对古典女性的赞美；与此同时，作家的反传统立场开始动摇，《北京人》如实地反映了理智与情感对作家的双重困扰。 1949年以后，伴随着世界观的转向，曹禺的写作动机、写作目的及创作方法再度发生了转化。作家放弃了自己最为珍视的知识分子立场，成为一个图解政策、迎合长官意志的文学家，“由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其戏剧形态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主题先行、人物单薄、艺术乏味，失去了勾魂摄魄的魅力。 曹禺的创作转向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例，而是一种“文人生存模式”。这种“生存模式”的成因，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政治环境的压力，也不能单纯地归咎于作家的人格世界，它是由作家所信仰的价值观念系统所决定的。实际上，中国作家“反传统”的出发点本身就是立足于“传统”价值观念的。是一种“传统”的“反传统”，传统的价值观念(包括生命价值观、文学价值观)决定了作家逐渐由“反传统”返归“传统”，这是导致中国现代作家集体转向的终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