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并存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我国信贷市场同样存在典型的“金融二元结构”。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忽视了对非正规金融现象的研究,而且断言它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机制。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使我们重新解释非正规金融现象:非正规金融可以视为对正规金融“市场失灵”的一种矫正,是人们面临信息、制度、技术等局限条件的理性回应。这种古典的、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体系中一直绵延存续着,执行着提供信贷支持和保险机制、分散风险等重要的经济功能,构成了整个金融体系一个有意义的部门。我国的金融与增长的数据显示,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存在一个“增长之谜”:低水平的金融体系与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同时并存的现象。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却很少得到正规金融部门的支持。这与现代金融与增长研究的理论预期是不一致的,非正规金融则为这个“增长之谜”提供了部分解释。而且,在整个金融制度结构中,非正规金融安排具有诱致性、自发性的特点,对我国金融制度变迁有导向意义。本文的目的是,在考察非正规金融形成的体制根源与内生性,以及微观运作机制与契约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于长期增长的贡献以及与金融制度变迁的关系。我们试图根据现代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经验研究成果,吸收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分析工具,构建一个“微观分析—宏观分析-制度分析”三位一体的非正规金融研究框架。本文认为,政府选择的金融抑制政策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体制动因,但是从不完备信息市场中的信贷配给理论来看,非正规金融则是内生性的; 从金融交易契约和“投资者选择”角度来看,非正规金融的产生与二元结构是理性的投资者和交易人自由选择不同类型的金融契约的均衡结果。基于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选择”的解释,我们认为,非正规金融及二元金融结构是经济体系中内生形成的,这启示我们重新审视当前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变迁过程。在微观分析上,本文构建了典型的非正规金融组织—“摇会”与“标会”的一般分析模型,证明非正规金融是改善人们福利水平的金融机制之一。我们的研究揭示,它具有与正规金融不同的交易特征与契约治理机制。较高的利率水平主要归因于机会成本、风险贴水与交易费用三个方面; 如果考虑正规金融机构的隐性“寻租”收入,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