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自2019年司法解释出台,帮信罪的案件数量大量增长,在司法适用中也产生了一些疑难问题。学界在理论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本罪的性质争议、中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等方面。司法实践中对“明知”、“情节严重”、“行为类型”以及犯罪竞合等方面存在认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案例找出帮信罪司法实践中的认定难题,结合司法解释明晰本罪的规制路径。立法将帮助行为提升为正犯处罚,本罪的立法性质与定位即帮助行为正犯化。本罪的帮助行为是带有社会危害性、法益侵害性的,本身违法的行为,这些帮助行为达到一定数量或金额后构成“情节严重”,司法解释列举了几种“情节严重”的情形,适用时应以限缩入罪门槛为目的,提高认定标准。客观不法明确后,讨论主观有责部分,本罪主观“明知”指明确知道,其内容“犯罪”的界定应当采取扩张解释说,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被帮助人所犯的具体罪名,仅要求认识到其实施的犯罪属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类犯罪。在不能确定行为人明确知道时,可以适用可反驳的客观推定进行综合分析。适用本罪第3款时与他罪竞合的关系为想象竞合,本罪与他罪共犯产生竞合时,双方存在通谋时,应认定为他罪共犯,反之,应通过从轻、减轻的量刑比较确定罪名。本罪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区分从预备行为和实行行为,以及着手和发布违法信息的时间上,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从保护的法益及着手时间、支付结算的对象进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