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呈现出显著的“脱实向虚”态势,在企业层面上表现为实体企业的重心从单一的主营业务转移到流动性强、收益性高的金融领域,逐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投资模式。然而企业出于不同动机配置金融资产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准确厘清我国企业金融化驱动机制,是政府部门制定“脱虚向实”政策的必要环节。当企业金融化由预防性储蓄动机驱动时,能为公司拓展融资途径,周转公司资金需求,服务实体产业发展;当企业金融化由投机套利动机驱动时,过度追求短期收益最大化,大量企业资本由实体经济流向金融领域,将对实体经济造成“挤出效应”,不利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本文选取了2007-2020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试图深入研究企业金融化的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首先,检验企业金融化究竟是由预防性储蓄动机还是投机套利动机驱动下的投资行为,然后,根据企业生命周期、产权性质、金融资产期限做异质性分析,详细分析不同特征企业其金融化驱动机制的异同。最后,研究融资约束、企业竞争地位、治理水平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程度,并加入了产权性质交乘项做回归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实体企业金融化总体上是一种套利性动机驱动下的投资行为,金融资产超额收益率越高,企业金融化程度越深;（2）在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投机套利驱动机制的作用更强;（3）企业配置短期金融资产主要由预防性储蓄动机驱动,配置长期金融资产主要由投机套利动机驱动;（4）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呈显著负相关,在国有企业中相对减弱;（5）国有企业的竞争地位与金融化程度负相关,治理水平与金融化程度正相关;（6）非国有企业治理水平与金融化程度显著负相关。提出政策建议:切实提高实业投资收益,促进成熟期、衰退期企业转型升级,加强对非国有企业经营支持力度,加强企业资产结构监管力度,深化银行改革缓解融资难题,营造一个良好的实业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