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来源地来看,可以划分为港澳台来源和其他来源两种不同类型。两种不同来源的外资在流入行业、流入目的和技术含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我国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将我国制造业实收资本中的外商资本划分为港澳台来源和其他来源,探究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溢出效应间的关系。同时,为了考察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对我国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将制造业分行业服务化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加入研究中。通过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结合我国制造业部门和FDI现状,对不同外资来源、制造业服务化与技术溢出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论分析方面,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国际投资理论,探究了 FDI的技术溢出机理,即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培训效应和关联效应。同时,对制造业服务化与技术升级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制造业服务化可以在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对技术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选取我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港澳台来源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欧美日等其他来源外资对行业内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而对行业间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制造业服务化与技术溢出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服务化与技术溢出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U型”的线性关系,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增加,技术溢出水平先略微减少后显著增加。同时,制造业服务化对港澳台来源外资的行业内溢出效应有一定负向影响,对欧美日等其他来源外资的行业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论文对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提升我国产业融合及技术水平的进步。本文在探究不同来源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同时,创新引入制造业服务化变量,对于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期的中国经济来说,具备较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