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支撑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由政府财政对农业生产提供支持一直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自建国以来,我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发展,连续多年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农业生产。得益于财政支农政策的持续推进,我国农业生产领域的喜报频频传来,但与此同时,由污染性要素投入引发的污染问题也不容小觑。在当前资源紧张与环境规制的双重约束下,农业产出的瓶颈已无法依靠要素投入的大规模扩张来实现突破,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才是破局的关键。在早期研究中,学者们大多基于农业要素投入与经济产出（期望产出）构建指标体系从而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但在农业面源污染情况严重的情形下,旧的测算结果无法反映农业发展的真实情况。为此,本文将农业生产排放的污染物作为非期望产出,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指标体系对农业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并将其结果称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探究财政支农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用及环境规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本文分别从全国视角和区域视角出发,在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环境规制强度的基础上,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加入环境规制与财政支农支出的交互项来进行探究。经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在全国层面上,财政支农促进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环境规制使得财政支农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农业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但财政支农支出抑制了农业技术效率的提高,环境规制的介入则使得这种负向影响有所削弱。（二）不同省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情况差异巨大。北京、天津等18个经济较为发达省份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正逐年提高;而内蒙古、吉林等12个经济欠发达省份却出现了效率值倒退的情况。（三）在区域层面上,城镇化建设有利于西部地区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但在中、东部地区的情况则截然相反。最后,为了财政支农更好地服务于农业生产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在全国层面上,我国中央政府应继续加大财政支农支出的规模并注重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二）对于东部地区,应坚持现有的环境规制强度不放松,在加大环境监测力度的同时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监管,并鼓励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领域进行投资,实现城乡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三）对于中部地区,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的投入力度,针对农民学习能力、实操能力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及时提供差异化的教育培训机会,鼓励农民参加职业教育培训。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鼓励支持年轻人返乡创业,避免农村优质生产要素的单向流出。（四）对于西部地区,在加大对农民教育培训投入力度的同时要利用城镇化建设带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帮助农产品拓宽销路、延长生产价值链条,提高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