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是清代成就最大的考据学家之一,他就学较早,享寿又长,且与惠栋、戴震、章学诚等人都有所交涉。换言之,钱大昕的学术历程与乾嘉考据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为了更好地进行说明,有必要引入儒家的相关原理和“范式”理论作为参照。孔孟之学以成德为中心,也不乏章句训诂的传统,而清代兴起的乾嘉考据学,就是儒学内部“道问学”的高峰。与宋明儒者对形上玄远之学的痴迷不同,清代考据学家所追求的是经验世界的客观知识。因而,举凡乾嘉考据学者,莫不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不过,虽然都以“求是”为标的,但众人之“是”的内涵却不尽相同,其客观性也有高低之别。足以左右“是”的内涵的,主要为乾嘉学者所尊奉的儒家信仰。由此可见,乾嘉考据学并不是单纯的方法论的运动,儒家信仰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所谓的学术“范式”,即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的合体。乾嘉考据学的“范式”,包含着“黄金古代”、“六经载道”等儒家信仰、价值,以及六书九数、名物训诂等考据方法,而二者的联结,恰好就体现在“实事求是”之中。以“是”中客观性的增减为线索,便可以将乾嘉考据学划为前后相承的三个阶段,即“以古为是”的惠栋汉学、“实事求是”的戴震经学以及“史中求是”的章钱史学。但需要注意的是,史学“范式”的完整形态只存在于逻辑上,而在现实中,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论和钱大昕史学考据的实践发生了分离。因而第三阶段的史学考据事实上收效甚微。可见,乾嘉考据学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钱大昕则完整地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他的学术历程就是乾嘉考据学发展历程的缩影。同时,考据学的前进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向后回转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种回转源自于考据学特质与儒家整体传统之间的张力,或者说考据方法与儒家信仰之间的矛盾。体现在钱大昕等考据学者的身上,就是依违和摇摆现象的频繁出现。想要解开这一谜团,只能转身移步到钱大昕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之中,通过对他心理、观念以及日常人生的具体考察,来获取合理的解释。在学术上,考据就是钱大昕的全部,但出于对儒家之“道”的信仰,他又不得不尊奉着义理的门面。虽然同为考据学家,但钱大昕的学术门类是史,而不是经,因而他又面临着史学的追求与“六经载道”的信仰之间的矛盾。钱大昕的办法就是调停两端,以“训诂即义理”和“经、史、文归于儒”,来求取精神世界的“持中”。在钱大昕的生活世界之中,这种两难也一如既往。重“知”是考据学的突出特征,钱大昕更是以求知为归宿,但儒家“尊德性”的教诲,始终是钱大昕难以摆脱的强大传统。儒学的强大传统,还有经世致用,而考据学和钱大昕,却已经摆脱了以致用混同求知的阶段,开始呈现出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因而,钱大昕一方面过着近乎于现代职业学者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放不下经世的顾念,并有着浓得化不开的“卫道”情结。换言之,他的生活世界其实是“双重”的。由钱大昕精神世界的“持中”和生活世界的“双重”可知,乾嘉考据学与考据学家的回转,乃是无可避免的。这适相当于“丸”之走“盘”,却不能出于“盘”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