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作为调解制度的一种，与法院调解、行政调解等共同构成中国司法调解制度中完整的调解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民调解制度居于重要地位，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人民调解制度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西周奴隶时代开始建制，经历了秦汉唐宋至明清及民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调解制度显示出强大生命力，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有了长足的发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初步形成了人民调解制度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提高，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民调解达到高峰期。为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关于调解制度的哲学观来自儒家和道家的和合文化，无讼被看作是清明社会、太平统治的标志。而在现代社会，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是现代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非诉讼纠纷机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应用到实务当中。而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从90年代未呈现出萎缩的趋势，调解案件数量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置和运作出现障碍，社会存在的一些非理性因素弱化了人民调解，调解人员素质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等方面的影响。因此，调解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社会的变迁，法制的改革，对人民调解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完善和发展人民调解制度势在必行。面对当前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司法行政机关乃至各级人民政府也对人民调解组织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笔者对此进行了粗浅的评析，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的变化，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及国际上高涨的ADR运动的呼唤，对完善和发展人民调解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并对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