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能化的现代商业银行形成的过程中,随着自动化技术、电子商务、大规模兼并,以及风险缓释技术等越来越多的新融资技术的引入,银行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得到了有效减少,操作风险暴露却也同时得到了大量增加。金融危机爆发后,鉴于操作风险管理暴露出的诸多薄弱环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时进行了审视和反思,做出了一系列计量和管理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工作。在此背景下,如何基于巴塞尔资本协议Ⅲ的视角进行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和计量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首先对操作风险的相关基本概念做了概述,基于巴塞尔委员会的最新监管文件和研究报告,对巴塞尔资本协议下银行操作风险监管框架的演变过程以及金融危机后的改革方向做了梳理。然后,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官方发布的最新相关文件,分析并总结了巴塞尔协议Ⅲ下的操作风险计量框架,主要对最新计量方法——新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做了重点说明。研究表明,新标准法中将由Business Indicator作为操作风险的更有效指标替代过去的总收入指标,而由于较高要求的损失数据和计量模型等限制,高级计量法目前在中小银行尚普遍无法实施。逐步使用高级计量法衡量银行的风险资本金配置要求是大势所趋。鉴于极值理论主要考虑尾部极端事件的分布,十分适合操作风险的资本计量,本文做出尝试,对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损失事件构建高级计量法中的极值理论POT模型。分别从选取阈值、估计广义帕累托分布(GPD)参数、确定最优阈值和测算操作风险VaR和ES值等方面,研究如何利用POT模型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本文根据收集到的1987-2015年近30年间的703个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损失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估算出我国各类商业银行所需配置的操作风险资本金,其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操作风险监管框架的实施现状,对比与巴塞尔委员会监管要求存在的差距,从操作风险管理体系、内部数据建设、管理与计量的前瞻性、信息披露机制建设、风险防范意识强化等角度,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和计量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