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萎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积极采取措施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境外企业项目人员疫情防控措施,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不管是流量规模还是存量规模都有较大幅度扩大。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列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一位,截至2020年末,存量位列第三位。然而,与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增长态势不相适应的是,仍然有相当部分走出去的企业在国外经营绩效不佳,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在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也在不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营商环境一直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已经对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这其中有不少学者探究了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参照这一研究思路,本文以营商环境距离为切入点,从OFDI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的视角出发,探讨母国与东道国营商环境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生存风险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企业国际化经验对二者的调节作用。通过梳理前人的文献,本文发现之前的学者研究了企业进行FDI时考虑的东道国区位因素,以及制度距离、营商环境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同时也有文献探讨了国际化速度、国际经营经验对OFDI企业海外生存的影响。文献中有关于FDI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研究FDI的影响因素、进入模式以及东道国区位因素等。随着FDI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学者们开始广泛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影响,目前,企业并购实践的发展和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使得FDI带来的微观经济效应问题被广泛的研究,如企业出口、创新等。本文创新性的将研究视角转向了有助于衡量对外直接投资质量的OFDI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风险率上;相比于传统的制度基础观,本文将落脚点转向了营商环境及营商环境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我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这一研究显得尤为有意义。本文从机制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机制分析方面,从境外经营成本及组织学习的角度分析营商环境距离与OFDI企业海外子公司生存之间的关系以及国际化经验对二者的调节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假说,假说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营商环境距离会对OFDI企业海外生存产生负向影响。假说二:企业国际化经验会弱化营商环境距离对OFDI企业海外生存的负向影响。实证研究部分,本文采用医学研究中常用的Cox模型（又称比例风险模型）来实现本文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并且用Kaplan-Meier生存函数绘制了样本企业的生存函数图。在Cox回归中依次加入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同时,本文按照营商环境便利度得分是否大于中国得分将样本分为两部分,并对这两个样本分别进行Cox回归,实证研究发现:首先,营商环境距离对上市公司海外子公司生存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营商环境距离越大,样本企业海外生存风险率（或可理解为死亡风险率）越低,换言之生存率越高;其次,在加入调节变量回归之后发现,上市公司国际化经验对营商环境距离与海外子公司生存的影响显著为正,即企业在营商环境距离较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时,上市公司具有的国际化经验会帮助降低海外子公司的生存风险率。最后采用Logit回归对实证部分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对本文结论提供了支持。假说并未得到完全验证,本文从“制度逃离”“制度套利”和“跳板”理论等角度对可能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企业出于“制度逃离”“制度套利”和“跳板”倾向,会出现倾向于投资到与本国营商环境距离较大的国家,这些国家可以为企业提供异质性的资源,如不同的企业管理模式、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培训体系、不同的市场准入和获取合法性等知识,这些要素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在母国所没有的独特的竞争优势,进而提升其子公司海外生存率。本文基于上面的结论和当下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四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向国际高标准靠拢;二是加强国际合作平台建设,改善企业海外生存环境;三是引导企业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防范海外生存风险;四是整合母子公司资源,实现国际化投资经验的正向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