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作为近代军事史上的重要人物,学界对其研究较多但目前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仅限于其军事和教育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蒋百里的一生翻译了较多的著作,这些译著涉及范围较广,包括教育、思想和军事等方面。但这些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译著学界关注较少,而这些译著本身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和揭示了蒋百里思想的波动与变迁。因此以蒋百里的翻译为切入点,通过考察蒋氏的翻译理念,透析其文化观,对于加深蒋百里思想的研究有所裨益。为了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拯救当时的中国,蒋百里根据时代的需要,翻译了大量外来著作,他在清末新政时期翻译了《修学篇》、《教育家言》、《军国民教育》,为当时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新文化运动时期翻译了《职分论》、《欧洲文艺复兴史》、《近世我之自觉史》,将外来先进思想引入了中国;抗日战争前后编译了《新兵制与新兵法》、《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等书籍,为当时的抗战提供了思想指导和信心。蒋百里认为译者在翻译时首在自由达意,翻译应有诚恳之态度,翻译需要和国语运动相结合以及翻译应有明确之动机。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通过蒋百里翻译之研究,可以发现蒋百里认为面对外来先进文化时,应该要适我同化,主动向先进文化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能全盘西化,应该要“融汇中西,以我为主。”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文化的创生性,不是光吸收,而是要将文化起一番发酵作用,内化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振奋国民精神。蒋百里通过翻译给中国介绍了一条适合走的文化之路,在落后之时应奋起直追,主动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理论的同时不能丢弃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以“中”为“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机融汇东西方文化的长处,振兴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