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之路,之后我国国有企业迎来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潮流,随着民营股东的实力日渐强盛,探索混改中民营股东可以为国有企业带来哪些治理优势成为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其中,费用粘性作为国有企业成本治理的一部分,可以为企业运营管理,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意见。研究证实了我国国有企业大量存在费用粘性现象,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费用粘性强度如果过高,会影响国家经济稳定,降低企业运营效率,有必要采取治理措施控制费用粘性,而影响费用粘性的最主要因素是代理问题。这其中代理问题又分为经理人与股东、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两类问题,当今研究多集中在第一类代理问题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上,少有文献研究第二类代理问题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第二类代理问题治理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纳入研究范围,旨在研究高管股权激励、混合股权制衡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10-2019年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来进行分析,并对主假设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通过研究发现:一方面,高管股权激励、混合股权制衡都可以降低费用粘性;另一方面,混合股权制衡抑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费用粘性的治理作用。本文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作用在中央国企中更显著,而混合股权制衡的治理和调节作用在地方国企中更显著;对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作用和混合股权制衡的调节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混合股权制衡的治理作用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对于制造和非制造业国企,高管股权激励的治理作用、混合股权制衡的治理和调节作用都在制造业国企中更为显著。本文主要有以下创新点:第一,考虑了如何治理第二类代理问题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混合股权制衡如何通过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降低费用粘性;第二,将混合股权制衡纳入高管股权激励与费用粘性的分析框架,研究混合股权制衡对其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高管股权激励提出了一些建议,有助于国有企业在企业治理中选择恰当的方案,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推动企业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