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下半年，日军加快了侵略华北的步伐。面对日益危急的华北局势和国民政府的不断妥协，从12月9日开始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中共领导北平学生联合会接连发动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三·三一”、“六·一三”和“一二·一二”等五次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活动，统称为“一二·九”学生运动。　　 宋哲元作为华北危局下华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一二·九”学生运动可谓是他在执政期间的一段重要经历，并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通过研究宋哲元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关系，研究他在这段时间内对相关问题的处理，不仅可以公正地评价宋哲元本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作为，还可以从他对学生运动态度的变化过程中窥见他对中共及其政策的态度变化，为研究宋哲元与中共的关系提供借鉴意义。　　 “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时，遭到了宋哲元的阻挠和镇压，这使得学生和宋哲元产生了严重对立。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宋哲元本身反对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读书才是本职，示威游行则会扰乱社会治安，威胁其统治；二是对日外交中的很多事情是秘密的，爱国学生不能接受宋哲元在对日外交中所表现出来的“暖昧”，亦不能理解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一个特殊机构；三是中共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学生运动的指导精神存在一定问题，没能真正分析当时宋哲元和29军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宋哲元对学生运动除了镇压，也曾亲自或让各校校长负责劝导，但都没能阻止学生运动的继续发展。因此，到了学生运动发展的中期，宋哲元通过大逮捕和抓捕“三·三一”抬棺游行中的学生，致使很多学生骨干被捕入狱，学生运动陷入低谷。　　 随着华北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中共领导学生运动指导思想的转变，一方面学生运动本身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原来单纯的示威游行逐渐，扩展到发动学生到农村进行宣传和成立带有一定武装性质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时，还建立了全国性的学联组织。另一方面，对宋哲元的态度也由原来的对立逐渐转变为争取，从而使学生与宋哲元的关系由原来的尖锐对立逐渐趋于缓和。　　 1936年夏，平津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却没有出现学生与军警的激烈冲突，宋哲元对学生运动态度发生了转变。虽然也派有军警上街，但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甚至在日军干涉时，他还主动予以维护。　　 宋哲元这种态度的转变，除了日军的不断增兵威胁到他在华北的统治，学生在示威游行中喊出了争取他和29军的口号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和华北联络局派出多名工作人员对其不断进行统战工作。最终，使宋哲元不仅不再镇压学生运动，而且还逐渐站到了中共抗日统一战线这一边。宋哲元本人也逐渐重新转变成为一个坚决的抗日将领，并在随后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中率领29军对日军展开了顽强抵抗，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