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作为南美第一大国,外交战略选择在其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冷战初期,巴西历届政府都将追随美国作为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实行“自动结盟”的对美政策。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巴西却逐渐放弃了“美国化外交”,转而寻求更为多元化的独立外交。在盖泽尔政府时期,巴西开始推行超越“意识形态边疆”的“普遍的、负责任的实用主义外交”,广泛发展和不同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标志着巴西外交的一次转型。本文旨在研究盖泽尔政府推动巴西外交转型的原因及其外交实践中的差异性。既有研究从体系层次、单元层次和综合性分析三种路径对盖泽尔政府时期的巴西外交转型展开了分析,但分别存在着解释力不足、分析变量过多、缺乏理论性等问题。本文在分析和梳理盖泽尔政府的演讲、报告、访谈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借鉴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选取了战略环境、战略偏好与共同利益三个变量,对盖泽尔政府时期巴西外交转型的动因进行了分析。此外,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古巴制裁问题与巴中建交两个案例,解释了盖泽尔政府“负责任的实用主义”在外交实践中的差异性。本文研究发现,巴西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外交转型是在体系和单元层次的共同作用下推动形成的。其中,体系层次的因素是推动盖泽尔政府时期巴西外交转型的主要原因。由于东西阵营缓和,拉美地区局势转变,及巴西相对实力提升,国际体系由约束性向包容性转变,为巴西外交转型提供了前提和基础。而作为中介变量的国内因素,即巴西决策者的战略偏好,及其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界定及变化,则对体系指令转化为外交政策的过程产生了加强、传导、抑制、反转等作用,造成了盖泽尔政府在外交实践中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