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战略的集中体现，是统领当前中国发展的总纲。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来说，其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理念的提出。本文将基于公共管理的学科意识，以政治学研究中的规范研究为主，结合文献分析、文本分析、定性和定量分析等方法，探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揭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如何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怎样进行国家治理”这一基本理论命题的，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将进一步丰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科学内涵，深化对于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治国理政新变革的认识。　　“治理”一词作为一个舶来品，在西方治理理论中，治理理念具有如下特征：在治理主体上，从一元走向多元；在治理理念上，从统治走向治理；在治理结构上，从垂直走向扁平；在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上，从垄断走向竞争。其兴起是旨在解决西方现代工业民主国家由于福利扩张等原因产生的政府治理危机，其所倡导的去国家化、多中心、扁平化和竞争机制等理念，更多的是适用于西方现代工业民主国家。如果不分实际情况而一味地过于强调去国家化、分权等，可能会产生治理失败。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具有如下基本取向：从治理结构上，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西方治理理论既有相同又有本质区别。相同在于，也注重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个人良性互动的治理结构和治理网络。不同在于，在治理结构中，国家、政党、政府应该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制度建设与创新，它体现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诉求。　　“顶层设计”是指运用系统论的方式，对某一对象进行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的战略规划设计。就特征而言，顶层设计应该具有明确的目标、路径和资源保障。本文所指的“顶层设计”，主要是指对于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而不是宽泛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来说，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实际上是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鲜明的顶层设计属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两个具有共时性特征的目标，两者互为表里，密切相连。小康的内涵已经从原先仅仅聚焦人民生活水平拓展成为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国家发展目标。全面小康中，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的有效发挥，是全面小康目标的一部分。同时，中国国家治理中，治理资源的匮乏是一个基础性的困境，全面小康的实现，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必需的资源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绩效的根本体现。　　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家治理蕴涵最集中的体现。它包含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双重现代化，将治理与发展并列为国家进步的核心理念，将改革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手段。并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制度、国防军队制度建设、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七大方面，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而以政治的视角审视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与之相适应的现代政府的构建。只有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切入口，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经济职能和权限，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边界，才能解决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矛盾，真正实现现代市场体系的构建。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因为法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构建的基础，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党长期执政的战略选择。中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人治”与“法治”之争，“法制”与“法治”之争，最终被确立为国家的治国方略，并意识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核心就是要用民主和法治的理念不断完善国家治理结构，通过结构的优化来更大限度发挥其功能，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而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关键是党的依法执政，就方式而言，执政党要善于在国家权力机关内依法执政，善于将党的主张法治化，善于处理党权与行政权、立法权的关系；就主体而言，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用制度制约权力，一方面要在制度设计中的人性进行合理假设，另一方面要对权力运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和制约。　　全面从严治党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执政党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者、推动者，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和主张，决定着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速度、边界、路径、顺序和时间表。同时，科学合理界定党在不同领域的治理地位和边界，以制度建设推动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领导体制、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等执政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当前，执政党治理的主要困境是制度建设的滞后制约着其执政党现代化转型。在执政党的现代化转型中，本文以政党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这一核心功能为切入口，尝试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层面的角色定位进行了功能分解，即政治过程中的领导者、政策过程中的主导者、社会层面的服务者。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构成一个党执政的“闭循环”，使民众在政治过程、政策过程和社会层面都有了制度化参与和表达的渠道，又通过政策认同和组织认同，转化为政治认同，从而实现党的长期执政。　　最后，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制度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标尺，有了制度模式作为核心支撑的文明才是可持续的。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的以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中国探寻治国理政规律的最重要的成果，它为世界各国的治国理政提供了中国经验，并丰富人类文明的制度多样性。在中国的制度建设中，要处理好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的关系、制度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制度自信与制度自省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