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现代管理学家 Peter?Drucker断言：“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产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之间的竞争”。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其发展仅有技术创新还远不能成功，还需要新的商业模式，让市场接受新的技术，才能获得企业和消费者双赢的结果。因此，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决定高新技术企业生存发展和竞争优势的重要问题。然而，从创新现状来看，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对如何进行商业模式创新还处于初级的摸索阶段，现有商业模式创新更多的是沿袭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商业模式变革，但是国外商业模式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往往面临很多的困难，导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成长速度较慢，规模还偏小，成果商业转化率较低。　　本研究针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实践中的困惑和理论研究的不足，构建了社会网络嵌入、企业家机会识别、制度环境、技术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基于价值创造活动网络化的背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特征，研究从社会网络嵌入视角，通过引入企业家机会识别的中介变量，分析了中国企业社会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路径和机制。同时，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研究引入了制度环境和技术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将制度理论、企业能力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有效整合，试图从理论上更深刻的解释中国企业社会网络嵌入影响创新的机理。本研究根据现有理论文献设计了变量的测量指标，并对中国东、中、西部具有代表性的14省3市的企业开展了科学的问卷调研，并利用问卷调研获得的152个高新技术企业的样本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提出的11个假设中有7个得到了充分的支持，2个得到了部分支持，基本论证了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通过研究发现：1）中国企业的社会网络嵌入的作用机制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企业占据社会网络结构洞不利于企业家机会识别，而保持密切联系的强关系可以提高企业家机会识别水平；2）企业家对商业机会的洞察和把握是商业模式创新前提，企业社会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通过企业家机会识别间接作用于商业模式创新；3）随着中国制度建设的完善，企业关系网络中的一些机会主义行为会减少，企业社会网络结构洞对企业成长的负向作用会被削弱，但是崇尚“礼尚往来”的强关系对企业的成长作用不会降低；4）企业的技术能力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支撑作用，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可以降低企业社会网络的负向效应，但是仍然不能替代强关系对企业的成长作用。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　　1）分析了企业家机会识别作为中介变量的影响，建立了企业社会网络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路径。　　本研究提出，以往关于企业社会网络嵌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之所以没有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在于以往研究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和过程认识不够深入。本研究认为，企业家机会识别对企业利用社会网络资源进行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桥梁”作用。基于理论的需要，研究将企业家机会识别的概念引入到理论研究的框架之中，通过探讨企业家机会识别的中介作用，把研究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两个主流联系起来，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加深了对社会网络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丰富了机会识别理论的文献研究，为研究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开拓了思路。　　2）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分析了企业社会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对企业行为的影响，扩展了社会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本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中国企业社会网络结构洞和关系强度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特点及其运作机理、以及中国企业社会关系网络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与西方的差异性，得出了与Burt和Granovetter不一致的结论，因此丰富了Burt的结构洞理论和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研究将社会文化特征与社会网络关系作用机制相结合的分析视角为解决强弱关系理论之争提供了新的思路。　　3）将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技术能力整合于同一个模型，分析了它们的调节作用，深化了对商业模式创新过程的理解，扩展了对社会资本作用的认识。　　本研究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两个最显著的情境变量整合于同一个模型，分析它们对企业家机会识别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嵌入与企业家机会识别的关系的调节作用。之前有很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企业自身能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化，“关系”对企业成长的作用会逐渐减弱或者被替代。本研究表明，在中国，完善的外部制度环境和强大的内部技术能力会削弱社会关系网络结构洞的负面效应，但不会降低关系强度的正面效应，更不会替代强关系的作用，从而扩展了对社会资本作用的认识。　　4）研究方法上，利用各地区制度建设进程的差异特征，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分析了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为研究制度的变迁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开辟了新的思路。　　传统的关于制度效应的研究都集中在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这种差异效应很难剔除其他复杂因素比如文化、人口特征等的交互影响。虽然地区制度差异在发达国家也存在，但没有像在大新兴经济体如中国那么显著。因此，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分析制度完备性的调节效应可以得出更加一致的结论。另一方面，虽然之前有研究分析了中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关系”作用的影响，但由于制度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实证所需的纵向数据很难获取，因此一直未有研究对分析推论进行实证。本研究另辟蹊径，在同一文化背景下，利用各地区制度建设进程的差异特征，对假设进行了检验，此方法为研究制度的变迁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开辟了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