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对国家机关使用个人信息的限制有双重功能,其一是对已有规范的纠偏,其二是对应有规范的指导,这两者需要在宪法与具体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互动中实现。这一互动过程首先是通过宪法与部门法的循环诠释明确宪法保护的具体价值,其次是借鉴部门宪法的思路为宪法价值的实现创造具体的规则保障,本文也将因循这种思维进路展开分析。首先,将“个人信息”和“使用”这两个一般概念进行法学语境的转化是展开分析的前提。作为法律概念的个人信息有明确的含义,不同于叙述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其与个人数据、个人隐私有所区别。在经过刑法的具体化、民法的概念塑造以及其它法律法规的补充后,以“可识别”为核心特征的个人信息概念被广泛接受。其中“可直接识别”类信息因为克服了识别标准的动态性而适合作为分析的对象。就使用行为而言,它是信息处理的重要一环。在众多环节中,使用环节因为具备公开性、终结性以及对权利影响的明确性,最适宜着重、详细的进行规制。从宪法限制国家机关使用行为的必要性看,技术的发展使个人信息不当使用行为日趋规模化,造成的损害也日趋严重。而国家机关的使用行为本质上作为公权力的行使,一旦出现问题,造成的危害远大于私人行为。从宪法限制的视角切入可以在立法阶段将基本权利保障的准则注入每部法律中,真正发挥宪法根本大法的作用,还可以提纲挈领的统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增强整个规范体系的协调性。这种对立法的限制是其他部门法无法承担的任务。从宪法限制的具体内容看,使用法定是宪法限制的基本要求。通过宪法规范与具体部门法规范的循环诠释可以确定,宪法对住址和生物识别信息的使用做出了明确的法律保留规定。在此基础上,当个人信息在关涉通信秘密的场景下使用时,只能由特定机关负责执行。要实现宪法限制的目标,使理论上的价值真正落地,关于程序性规则的设置是重要保障。借鉴“通过设计保护隐私”理念,应将个人信息保护“设计”进规则中,增强对个人信息使用的预防性保护。这既可以减少损害结果的出现,又考虑了个人信息一旦滥用难以恢复隐秘状态的特性。同时,对保护程序的设置应实现从“知情同意”模式到“知情救济”模式的转变。一方面,应从对“人”和对“事”两个方面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使用救济程序替代同意程序,可以消除国家机关行为公定力与公民权利行使间的矛盾,使保障程序更符合公私关系逻辑。最后,事后救济是弥补宪法限制失效的最后手段,它是个人信息实体和程序保护规范得不到遵守时的补救措施,是国家履行保护义务的体现。在这之中,应以恢复性救济为主,以赔偿性救济为辅,同时通过惩戒追责,预防不当使用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