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直销这一无店铺销售模式进入我国。由于当时对直销的认识较为模糊、法律规制不够健全、下岗群体的出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一些企业和个人开始以直销的名义从事传销活动,且愈演愈烈。传销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滋生了多种犯罪行为,破坏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冲击着原本已经脆弱的社会诚信体系。其后,虽然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直销和传销的政策,法律法规也逐渐完善,并保持着打击传销的高压态势,但传销的社会土壤依然稳固,且随着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传销组织也进行了诸多适应性革新,以至于传销屡打不绝,屡禁不止。本文所要分析的“1040”工程则是当前实地传销中的主导模式。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比较法、典型案例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组织研究的开放系统和理性系统为视角,对1040工程这一类型的传销模式进行了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的分析。其研究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实践层面,揭露1040工程的传销本质,以避免更多的公众因为认识模糊而卷入其中;同时,为地方政府和公安、工商等职能部门的打击治理提供参考;二是在组织研究层面,对当前非法组织研究较为匮乏的现状做一些研究领域和范畴的拓展。文章主要包括如下几个章节:第一章导论部分,因为传销和直销在现有的研究和日常使用中经常被混淆,或是存在表述问题,所以,笔者首先对传销和直销进行了溯源,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解析。随后,根据对传销的认识、态度和法律法规的调整完善为主线,对传销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四个阶段的划分,梳理了各个阶段的主要研究主题。最后,从研究对象、研究层次、选题原因、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意义等方面对本研究做了相应的介绍。第二章从组织和行为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区位决策、犯罪情境预防等相关理论入手,通过1040在区位决策时的组织解释以及对三个具体的发展区位空间所做的比较分析,认为1040在区位空间的选择上具有显著的经济理性、犯罪理性和组织理性特征,并大致勾勒出了 1040在区位决策时所考量的区位因子:跨省际的异地、最好有新区或开发区概念的城市郊区、高出租率、低房租、生活设施配套齐全、管理不到位的大型新建小区或小区密集度高的区域。第三章主要分析了 1040的参与者及其进入组织的过程。在组织发展对象上,1040要求现有的组织成员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入手,通过列名单和排名单筛选符合组织要求且具有较高信任度的人员,经过前期的铺垫,邀约目标对象前来考察生意。期间,强关系和弱关系在信任度和网络重叠度的优劣势得以互补,原先已经被简化的角色丛在异地得以部分重构。需要强调的是,从加入的结果来看,此时的欺骗是一种典型的“杀熟”模式,但经过洗脑后的邀约者最初的本意却是“共同致富”。第四章对1040的洗脑进行了阐释。在借鉴有关洗脑理论的基础上,本文主要根据“中心途径——外周途径”这一理论,分析了 1040合法性自我建构的主要观点和组织依赖、间接暗示、社会闭塞、密集重复、权威推崇、正义塑造、情感同化、群体优势、差别体验等具体的洗脑策略。第五章是从科层制的角度分析了1040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1040的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感性关系,因此具有典型的逆科层化特征,但1040通过以五级三阶制为主的利益分配制度、责任制、累计制和超越制为主的晋升制度、家庭和体系的管理单位、家长和五大窗口等管理角色以及以《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为主的制度规范等实现了关系网络的结构化。同时,通过访谈和查获的各类检讨书,笔者认为,1040在组织运行中的行为结构和规范结构具有一定程度的对等性。第六章从学习型组织的角度对1040的组织学习进行了探讨。除邀约、配合外,学习是1040最重要的组织活动。本文根据马奎特的理论,分析了 1040的学习子系统、组织子系统、人员子系统和知识子系统。但从适应和创新两个组织学习的目的层面来看,1040又是一种弱学习型组织,因为1040不要求组织成员自我创新,组织学习的内容和程序具有明显的仪式化特征。第七章提出了以社区和问题导向治理1040的警务路径。在介绍社区和问题导向警务以及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基础上,笔者从警务主体、1040的组织领导者、1040的底层参与者、社区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Q地区打防1040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落实社区和问题导向警务的理念、建构有效的社区警务载体、争取社区公众的支持、加强出租房管理、改善社区物业环境等对策建议来优化现有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