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仅能够反映思想,也承载着社会意义。社会现实影响语言的发展,语言折射社会现实。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最敏感、最具有代表性的因素,能够快速地反映社会现实。别号作为除名字外的另一种语言符号标记,同样也能反映社会现实。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寓怀。别号,是中国古代人除名字以外的别称,多为自己所起,有着强烈的抒情色彩和时代印记。它是了解古代文人志趣情感的一种重要渠道,也是探究社会现实的一种必要手段。因此,对古人别号进行详细分析,了解其背后隐藏的古人情感以及社会现实是非常有必要的。前人对别号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古人别号的搜集和整理,有少数学者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别号命名的语言结构特点,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探究了古人背后隐藏的志向情趣。但是这些研究都相对分散、不够系统,且缺乏理论支撑,鲜有学者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究别号的认知机制,命名模式,突显要素以及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因素。鉴于此,本文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视域下,将事件域认知模型与转喻理论整合为ECMM模型,并建立384个唐宋名人别号的小型语料库,对其进行定性定量研究,从而佐证ECMM模型的解释力和可行性。通过分析,本文发现ECMM模型可用来探寻别号的生成机制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具体而言,即分析别号的认知机制、命名模式、突显要素以及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因素。通过分析,本文主要有以下四个发现:第一,别号的认知机制为转喻,命名模式共有十种,分别是AB,AB1B2,A1A2B,B,B1B2,B1B2B3,YB,YAB,YB1B2以及Y1Y2B（A表示的是动作,B表示实体,Y表示实体的特征信息）。其中属于B1B2这一模式的别号数量为178,占比为58%。可见,唐宋名人喜欢用两种事物为自己取号。第二,别号多为双音节与四音节,而三音节较少,其占比分别是28.65%,61.72%,9.63%。四音节的占比非常突出,因为此结构表意精当、读来琅琅上口,充分体现了汉语讲求平衡对称的结构特征。第三,本文发现别号为定中结构。定中结构由定语和中心语组成,别号的定语和中心语各有其特点。定语多是根据个人的偏好而定,体现出的是唐宋名人个人的情感体验以及志趣爱好,而中心语更能体现时代特点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命名要素主要从定语和中心语这两大块分别进行分析。定语主要包括两种情况:表达志趣爱好和记录现实生活,中心语大多表示的是身份,称谓,住所以及山川,其占比分别是51.38%,27.08%,12.98%,8.56%。第四,别号背后蕴藏了古人对于山水的喜爱之情,体现出了佛教文化、道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对别号的深远影响,原因在于别号起源于道家。并通过对比唐宋别号,本文发现除了数量上的巨大差距,宋朝的别号较之于唐朝的别号有了新的特点,造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以及雕版印刷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