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面对诸如传染疾病、饥饿和环境等重大社会问题,全人类休戚与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有效应对是影响当前人类群体生存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2003年中国非典、2004年印尼大海啸、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目前还未完全得到控制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2019）等灾难频发,此时,国际救援与捐助不仅能从物质角度为受害地区或国家解燃眉之急,也典型体现了个体对他群体与人类整体的人道主义关怀与爱。国际捐助（international donor）是助人行为的重要形式,是一种体现人类利他性的更高级的亲社会行为。因此,探讨国际捐助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心理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研究价值。群际接触（inter-group contact）是指个体以群体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前人研究发现,群际接触是促进个体群际助人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具有较高群际接触水平（数量高质量好或者仅仅质量好）的个体,会展现出更多的外群体助人意愿。全人类认同（identification with all humanity）代表最高水平的人类身份认同,意指个人归属于全球大家庭以及对其成员的关怀与爱护。已有研究表明,全人类认同能够正向预测国际利他行为,且形成一个上位的共同内群体认同可增加群际接触对群际助人行为的效力。与此同时,群际接触的认知自由假设（Cognitive-Liberalization Hypothesis）认为,群际接触不仅可以降低群际偏见,还能够提升个体的认知水平,使其能够以更为宽广和包容的视角看待世界。据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群际接触与国际层面的捐助行为间的关系及其心理机制,并假设良性群际接触可提升个体的身份认同水平,进而促进个体的捐助意愿,使其表现出对更大范围内的全人类的利他行为。具体来看,本研究将从直接群际接触与想象性群际接触两种形式出发,探讨群际接触对国际捐助行为的影响关系以及全人类认同在其中的中介效应问题。首先,研究 1（n=613）对全人类认同量表（Identification With All Humanity;IWAH Scale;McFarland,Webb,＆Brown,2012）进行翻译与修订,并进行了文化适应性验证,为后继研究提供可靠的测量工具;研究2a（n=225）采用问卷法探讨真实群际接触对国际捐助行为的影响,以及全人类认同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2b（n=85）则考察想象性群际接触对国际捐助行为的影响,以及全人类认同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1）中国版全人类认同量表（C-IWAH Scale）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二因子结构在中国被试群体中得到验证,可作为测量中国人全人类认同的研究工具;（2）群际接触能影响个体的国际捐助行为,在对外国受灾地区的捐助中,群际接触体验积极的个体比消极接触体验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捐助意愿和额度;（3）全人类认同在直接群际接触与国际捐助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积极群际接触个体通过较高的全人类认同水表现出更多的国际捐助行为;（4）全人类认同在想象性群际接触与国际捐助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进行积极群际接触想象的个体通过较高的全人类认同水表现出更多的国际捐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