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穆的士思想体系当中，“士”与“天下”、“道”、“政治”之间具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钱穆揭示出由于儒士必须遵循“君子不器”的政治伦理，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关系因此变得紧张起来。最终士人被迫从政治领域中退出，转而投身教育事业。在此历程之中，他们仍然牢牢的掌握了文化上的“话语权”，天下概念也随之具有更多文化层面上的意义。钱穆在文本中强调“士”与“天下”间的紧密关系，就是希望能通过对传统之士、“天下主义”的弘扬，激起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以回护在西学冲击之下的传统儒学。但知识分子能够重拾“天下观念”而回归于士传统吗? 如果对“天下观念”加以深究的话，会发现这是问题的焦点。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中国被迫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在此一过程的背后，隐藏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传统的天下主义逐渐被民族主义所取代，从人们的意义世界、价值世界中淡出。正是在天下与民族国家的断裂中，知识分子才得以诞生。从这一意义上说，士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断裂终究是无以挽回。 在钱穆的视域里，“种族主义”、“族裔主义”与“民族主义”三者是混淆在一起的，可事实上它们分别属于基因遗传(种族)、政治(民族)、文化(族裔)三个互有关涉，却并非完全重叠的范畴。其中种族主义、族裔主义的起源与现代性无关，而“民族”与“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产物。 但钱穆对民族主义做出了“去现代性”式的解读，使得他可以通过历史的叙述方式，将“民族”的历史起源与“文化”的历史起源混于一处。此一解读方式之后果便是：“民族”一语消融在文化之中，民族主义被消融于天下主义之内，并由此而导致知识分子可以重续士传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