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契约作为直接协调股东和经理人关系的手段对于缓解代理问题至关重要。但是由于高管权力的存在,高管会运用自身权力和影响力俘获董事会并干涉薪酬制定程序以获取超额租金。此外,一种更隐蔽的高管非货币性私有收益攫取模式——超额在职消费也不容忽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监督是抑制高管权力寻租的重要途径。独立董事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中关键的外部独立力量,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和咨询功能,对改善治理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十分关键。在我国现行制度背景下,独立董事履职风险与收益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并且强化独董责任的社会期望与独董话语权实质较低的现实之间也存在矛盾。多席位兼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独董在单一公司履职收益较低的问题,但从繁忙视角来看,身兼数职对独立董事履职效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学术界仍然对独立董事兼任的治理后果存在争议,特别是当考虑独立董事精力分配差异后,利用市场约束力量和各类激励机制,或许比直接对独董兼任数量进行限制更能发挥出多席位独董的正面治理效果。因此,本文重点研究近些年来普遍出现的独立董事兼任问题,探究其对高管权力寻租的影响,同时关注独董精力分配过程的考量因素。本文以我国沪深市场2007-2019年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文献梳理、理论分析、模型构建和回归分析考察了独立董事兼任与高管私有收益的关系,从薪酬和在职消费两方面给出证据。首先通过高管超额薪酬和企业业绩的关系证明了超额薪酬是高管获取的不反映企业业绩的报酬部分,是其攫取的租金。进一步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兼任数量越高,高管的超额薪酬以及超额在职消费均更高,支持了忙碌假说的推论,即独立董事较多的兼任会因繁忙而导致其无法有效发挥监督职能,加剧高管通过超额薪酬和超额在职消费攫取自身利益的现象。基于企业声誉异质性的分组回归和独董薪酬的调节效应表明,多席位独董存在精力分配取舍,声誉激励和薪酬激励会影响兼任独董的治理效果。考虑产权异质性时,独立董事兼任与超额薪酬的正相关关系并无显著差异,但独立董事兼任对非国有企业中管理层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此外,本文还发现独董兼任行为会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而且,通过独董个体层面的回归分析发现独立董事兼任数量与更低的到会率相关,这一结果进一步论证了主回归中基于忙碌假说的影响机制。而当以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作为主要研究变量时,独董兼任带来的负面效果仍然占主导地位。总的来说,本文在理论上丰富了独立董事兼任治理后果的相关研究,也在实务领域为进一步规范独立董事履职监管、健全独立董事声誉评价体系和探索独立董事选聘机制和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