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作为国民政府特殊处境下的一种策略性社会改良运动,包含了多种话语,“礼义廉耻”这四德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基本精神被重新征用,并且由蒋介石做出了详细的解释。此外,基督教义、法西斯理念与日本武士道精神也以或隐或显的姿态藏身其间。新生活运动以“清洁”、“卫生”、“军事化”、“礼义廉耻”等标语形式现身于蒋介石、宋美龄、黄仁霖等新运主要推行人员的演讲中,也隐现于广告标语、宣传手册、电影、演讲等各种宣传媒介。相比于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与理论架构,人们更为熟悉的是新生活运动的各种宣传标语。不管是对新生活运动的社会舆论,还是对新生活运动的文学书写,抑或是政党威权下的遵命文章,新生活运动都以标语化、符码化的方式而存在。新生活运动的浪潮由南昌波及全国,铺天盖地的报刊报导和民众舆论更使其在国民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然而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在民间舆论热潮掀起的同时,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其却是“冷处理”,作家、学者们对全国范围的新生活运动少有正面回应,其所秉持的态度不甚明了。这种现象是本文探讨的出发点。论者试图从当时的社会舆论进入新生活运动,即时性的评论保留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观感和人生理念。首先,经由翻检报刊杂志对新生活运动的时评讨论,对多种言说方式进行分类。从某种层面来说,时评可以代表社会舆论对新生活运动的认知,但由于新生活运动的推行部门是国民政府,其很大程度上管控着新闻的生产与传播。其次,通过检视有关新生活运动的文学书写,分析作家对于新生活运动的复杂态度。作家凭借符码化的写作策略将新生活运动标语嵌入文本之中,以反讽的修辞对新生活运动新与旧的双重面孔和话语传播的虚伪性进行了有力的披露。出于男性权威和政党话语对女性的塑造,作家和新生活运动倡导者在反摩登主题上达成共识。最后,从整体上阐释知识分子在新生活运动推行时期的困境,国难深重的现实激发了民族国家话语的兴起,而不同政党话语之间的抵触与阻抗又让处于边缘地位的知识分子难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