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注重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为了实现史学的专业化和现代化，新史学家们在西方新学理的启示和影响下开始有意识地、自觉地将研究目光转向对史学自身本性特质的审视。学者们所探讨的一系列史学问题，不仅对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而且对加快我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考察这一时期内我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发展状况，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加深对现代新史学的理解和认识，对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的史学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现代新史学理论建设的背景分析。现代新史学界对史学自身理论问题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发生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两个因素：一是学科专业化对史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要求；二是西方新学理的输入和启示。缺乏对史学自身本性特质的思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固有缺失。而二十世纪初年的“新史学”由于过分强调了史学的致用功能，没有能够从学科自身发展的意义上来重视史学自身理论问题的研究。“五·四”前后，随着史学专业化和现代化呼声的不断高涨，针对史学自身理论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史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与此同时，西方各种新学理的纷至沓来，又为现代新史学家重新审视史学自身的本性特质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研究范式。 第二部分：现代新史学理论建设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本章主要以现代新史学家们对‘历史’一词的概念阐释和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的认识作为论述的主体。现代新史学的理论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历史”?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问题，实际上是建设新的史学体系所必须首先回答的重要课题，也是建设现代新史学的一个理论起点。事实上，正是对“什么是历史”这一最基本的史学问题的回答，引发了现代新史学家们对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的再思考，使其认识到“客观历史”与“历史记载”的不可等同性，中国史学也由此得以从传统史家将史书(或史料记载)等同于客观历史的误区中走出。历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是史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而现代新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格外突出。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新史学界可谓流派纷呈，其在理论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它们各自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的定位不同。就现代新史学界而言，在历史学的学科性质这一问题上虽然各家各有所宗，但是大体上仍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意见:一是历史艺术论、二是历史自律论、三是历史科学论。历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是象自然科学那样具有严密的科学性，还是象文学、戏剧那样，属于反映社会生活和人生的人文学科，或者是兼有科学与人文的特点呢?现代新史学家们对历史学学科性质的诸种反思和定位，对推进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 第三部分:现代新史学理论建设的内在矛盾及启示。现代新史学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决定了它在理论建设上必然遭遇一些特定的矛盾。中国史学界对西方新学理的大规模输入，是起于“五·四”前后直至三四十年代这样不到半个世纪的时期内的现象，其输入的西方史学思想又几乎囊括了整个西方自近代以来所产生的各种思想学说。西方史学思想在短时期内的联袂而至在客观上引发了中国学人思想的混乱。思想的混乱并不等于思想的多元。在输入西方新思想时，无视西方史学各流派自身的系统性、对西方史学的发展脉络缺乏全面的了解，则是引发中国史学界思想混乱的主要原因。缺乏对史学本性特质的思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固有缺失，因而要完成现代新史学的理论建构，向国外史学寻求理论借鉴不失为一条捷径。但是，自近代中西两种不同的史学范式遭遇以来，在大多数中国学人看来，中西史学不是具有互补性而是存在优劣质差的两种史学范式。在这种潜在的思维方式主导下，西方史学成了构建新史学理论体系的主体参照系。而在同一过程中对传统史学的继承，则在无形中被忽略了，或是沦为替西方史学作注脚的位置。中国现代新史学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民族一一国家建设的语境下创建的，自诞生之日起它就己经被赋予了强烈的现实政治文化承担，其理论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以及与世界史学理论研究进行平等对话的立场出发，要求中国现代新史学既要强调对历史本体论的研究，更要加强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从社会现实感出发，则历史本体论的研究又显得更为急迫、更重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学术发展和学术追求的内在理路不同，决定了中西史学界在理论研究上的着眼点和兴奋点必然不同。中西史学在理论研究上的差距明显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