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陈蝶衣主持下的前二十四期《万象》的通俗文学价值重建研究。论文将历史回溯到1940年代的上海，分析《万象》所处的历史环境以及其在这种环境下其编辑和作家群在这一时期所作出的叙事策略的调整，并由此揭示出这群有着鸳蝴背景的通俗作家所作出的价值转向和通俗文学重建的真正原因。《万象》所处的1940年代的上海正处于城市发展的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1940年代的上海租界在国际各方势力的争斗下结束了，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战争也在持续地影响着上海的经济、政治、民生和文化，在这样动荡的环境当中文化空间和市民心理都发生了改变。而这时候的通俗文学的叙事策略发生了改变，通俗文学的题材依旧来源于市民的世俗生活，但是它们的实际关注点已经不再只局限于世俗，而是开始挖掘这世俗背后的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市民的价值。另一方面，这时候的通俗文学已不再是低调地流传于市民手中，而是高调地为自己正名并为自己的文学提出要求与展望。通俗文学的这些转变能够在《万象》的“故事新编”和“通俗文学运动”中的得到体现。1940年代的《万象》所体现的通俗文学作家的转向和通俗文学价值的重建所隐含的是通俗作家双重身份的成长、现代市民的成熟和上海的城市特点。　　 论文的第一章重点分析《万象》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作家背景。1940年代的上海经历了近百年的城市发展，城市的各个方面都已经相当的现代而成熟。而也是在1940年代上海的城市发展遭到了近百年来的重创，战火的洗礼使得这座现代城市终日惶惶不安。城市的发展给了上海一个成熟而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在1940年代这个由盛而衰的时代里，尽管上海的文化处在一种消沉的心态当中，但是多年积累下来的资本使得上海在这时候仍能拥有自己的文化活动，在这既有通俗文学的重新流行也有抗日舆论的高涨。这时期流行的通俗期刊《万象》的编辑和作家群是有着鸳蝴背景的通俗文人，这群文人在这一时期已经不同于最初的鸳蝴人，他们把自己对于文学的新的追求反应在了《万象》的作品上。　　 论文第二章对《万象》的“故事新编”进行个案分析论述了通俗作家在1940年代的价值转向，这种转向所体现出的是作家和市民从乡民到市民的一种转变。第一节依据故事的核心思想对“故事新编”进行了分类：第一类，消解权威，颠覆传统善恶；第二类，平民英雄形象的树立；第三类，历史的平面化与历史感的弱化。通过对这些故事的解读，我们发现了在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在嬉笑怒骂的背后有了不同于以前的犀利和对自我价值的呼唤。第二节通过分析“故事新编”的叙事策略--春秋笔法，揭示出通俗文学在这时期尽管在价值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向，但依旧拥有俗文学的一种本相--消遣娱乐。第三节综合前面两节的内容总结出这种在传统形式下的现代思维是乡民到市民蜕变的一种表现。　　 论文第三章分析的是《万象》的“通俗文学运动”。通俗作家一直都相对低调地活跃于市民之中，但是到了1940年代在陈蝶衣等人的倡导下《万象》高调地举办了“通俗文学运动”为自己的身份正名并对自己的文学提出要求。第一节主要梳理了《万象》的文学运动的轨迹，在“通俗文学运动”之前《万象》就有试着办一些文学运动并且陈蝶衣在每期的“编辑室谈话”中都会提出对文学的要求。第二节主要分析了“通俗文学运动”的内容，在这场运动中通俗作家通过不仅给自己定位、对自己提出要求，而且还对新文学作出了反驳与批判。第三节在综合前两节内容的基础上揭示了“通俗文学运动”的实质：重建平民精神--自信、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