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面对“成就”和“问题”,我们习惯于用“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来解释,国际社会往往用“中国模式”、“中国奇迹”来描述。一时间,“社会主义”似乎成为言说话语中最为熟悉的“陌生人”。那么,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中国道路”还是社会主义的吗?对此,国际社会表示怀疑,即使我们自己也开始将信将疑。从表象上看,这种怀疑是由于我们长期奉行“不争论”、强调“特色”而回避“社会主义”的结果；从学理上看,则是由于我们囿于“制度—手段”的思维逻辑和解释框架而难以解释清楚同为社会主义的前后不同发展阶段所致。就人类发展道路的一般而言,是指在理论指导下、以现有社会条件为起点、通过包括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手段而走向理想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目标与手段的统一,也是价值与制度的统一。相比较而言,价值、目标相对稳定,反映的是普遍性问题,而制度、手段相对易变,反映的是特殊性问题。因此,判断一条道路的基本性质,主要依据在于前者而非后者。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强调“不争论”主要是为了给改革开放扫清障碍、开辟道路,如果说当时之所以这么处理现实问题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名和实之间尚存在很大距离,那么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多个年头并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创新意识形态,建构一种可以向国人也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话语系统。这种“创新”不是从无到有的另起炉灶,而是在旧有理论基础上建构一种基于“价值—目标”的话语系统；这里的“理论基础”不是别的,正是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最新成分”的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西语中的社会主义总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那里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目标,一种“永恒的超越”和“乌托邦”,然后才是一种手段；在中国这样的后发的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首先是作为实现赶超式现代化的手段,其次才是一种目标样式。如果对现代有影响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实践进行追问,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实践所追求的目标以及用来实现目标的途径、政策和用来诠释这些目标、途径的意识形态进行辨别,不难发现,其间最大共识在于价值追求而非具体制度和手段。当然,价值只有在其可以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才有意义。“今日之世界”是以发展为主题的世界,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动态过程,它涉及包括物的生产、人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生产的四个环节。联系时代发展主题,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可以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大致归结为：“持续健康”、“共同富裕”、“合作”与“和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四个维度。从价值维度来审视“中国道路”的社会性质,除了明确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和“价值目标”,还得选择合理的“参照坐标”。比较的对象要么是同一空间环境下的时间上的前后比较,要么是具有相似时间性的空间上的横向比较。基于世界的、历史的、现实的视野,将社会主义价值“四维度”理论框架运用于中国现实,以反观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无论是相比西方现代化走过的路还是相比我们自己的前30年,无论是相比原来模式相似但后来剧变的原苏联还是相比发展基础相似但是路径选择截然不同的印度和拉美,我们都可以自信且负责任地说,我们党的纲领政策的目标指向与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更契合了,我们的综合发展成效相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更接近了,而不是相反。我们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道路超越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超越了民主社会主义等西方实践,超越了苏联式的传统社会主义,也有别于我们自己的过去,这种“超越”或者“区别”,主要体现在“制度—手段”上,而非“价值—目标”上。前者可以是“特色的”,而后者则应是“普世的”。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来考察中国道路,不仅仅在于肯定成绩,明确方位,更是为了在肯定实然的同时直面发展中的问题,直面我们当前与社会主义应然之间的差距。当前的“问题”和“差距”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还不够平衡、协调和可持续,居民收入差距还很大,道德滑坡、生态恶化以及腐败等现象还很严重。这些问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物,也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的副产品。面对这些问题,如果还继续改革之初“摸着石头过河”的准则,我们将丧失话语权,也很容易为其他思想或思潮所干扰而迷失方向。现实而可行的,是以社会主义价值原则为标准来准确判断现实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既不因忽视问题存在而错失改进机会,也不因夸大问题严重性而惊慌失措。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并不断改革实现目标的制度和体制,包括那些曾经被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制度和体制,那么中国道路的未来必将在于继续深化改革,破除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实现的制度和体制障碍,包括那些在改革过程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现在已不合时宜的制度和体制。相比价值,制度与体制只是阶段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