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为更好的解决民众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刑法修正案（十一）》新修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增加药品领域渎职犯罪,同时列举具体渎职行为使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更具有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修订之后关于本罪的争议仍如火如荼,如何界定本罪的构成要件对我国司法适用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应将本罪罪名分立为滥用职权型和玩忽职守型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同时对本罪构成要件存在的争议展开分析。本罪客体为国家对食品、药品安全的正常监管活动,客观构成要件为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食品、药品监管渎职行为,具体表现为法条列举的四种具体行为。主观方面应包含间接故意与过失两种主观心理态度,主体方面须结合我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现状予以认定;食品、药品安全主管人员的主观过失借助“监督过失理论”来认定,一般情况适用结果预见可能性认定规则,特殊情况适用无需具有结果预见可能性。依据修改后的法条规定,本罪犯罪类型应为抽象危险犯,结合本罪犯罪行为对犯罪类型加以适度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