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权益的立法基础经历了私法保护到公法保护的争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单一的立法基础纷争落定,个人信息权益的多重维度构造成为研究核心。在多重维度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价值主导,而多重维度也表明法律规范需对个人信息权益中附着的多重主体相互错综的利益进行全面衡量。本文选择个人信息权益的私法规制进行切入,讨论基于人格利益的个人信息权益并不具有绝对的控制性的成因。相应地,作为个人信息权益项下的可携带权的设立也并未增强个人信息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可携带权虽有积极行权的面向,在本质上仍是一项防御性权益。对该项权益进行进一步拆解可以发现:在构成要件上,第一,可携带权的行使与企业之间的数据相互操作是两项完全不同的制度,可携带权的行权主体只能为个人。第二,可携带权作为个人信息访问权次级延伸的工具性手段,其行权范围要受到公共利益和其他主体权益的限制。第三,可携带权的内容仅包括基于同意和履行合同所必需获取的个人信息;在法律效果上,除非发生导致个人信息删除的情形,个人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关系不受可携带权行权的影响,个人信息接收者须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处理原则进行信息处理;在执行方式和呈现形式上,可携带权的规定细则还需明确“携带”后的个人信息转移途径,统一线上转移个人信息的格式标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可参考的落地指引,本文试图根据前序分析的理论基础勾勒出可携带权的中国适用路径。在政策的制定上,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的统一规定与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分场景标准,实现动态化标准调适的体系结构;在规则的细化上,通过个人信息类别的划分明确可携带权适用于个人信息主体身份相关个人信息与活动相关个人信息,建立多元化利益并存的可携带权适用范围;在具体的适用上,强化个人信息主体的参与和选择,实现以个人信息主体行权为主导的可携带权标准化跨行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