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情境设置和语言运用上,具有鲜明的喜剧色彩。赵树理根据新旧时代的转换特点,书写了不同性格的喜剧人物,包括肯定性的喜剧人物、否定性的喜剧人物和中间型的喜剧人物等,他善于围绕“大团圆”的喜剧结果,创设故事性的喜剧环节,并对山西方言俗语加以运用和改造,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赵树理小说中的喜剧色彩和他的文学创作风格,与其所处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山西地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精神促成了赵树理强烈的文学功利观,其对农村封建思想的实际斗争,完全不同于“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在个人成长与文学创作道路上一方面深受山西地域文化中封建落后、思想愚昧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追求思想的解放,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与迷信,这两者传统在他身上交集,使得浓重的地域文化色彩背后潜存着新文化的烙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与赵树理既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一拍即合,使得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在解放区广泛流传,“赵树理方向”的提出,更是将赵树理作品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在创作实践上的典型,并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规范的建构。然而纵观赵树理的作品可以窥见,赵树理本身并非是对《讲话》的复制,它们之间一直存在着微妙的摩擦、磨合和冲撞,也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当代文学不同时期对赵树理的不同评价。赵树理继承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主张文学启蒙大众,赵树理文学创作中的喜剧效果并不是表层结构上认为的解放区农民的政治翻身等,它有着更深层次的蕴涵,研究者往往忽略了赵树理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忽略了他创作表层之下力图对“老中国儿女”及落后农村进行思想启蒙和改造的深层内涵。本文试图采用文献、史料细读和比较学的研究方法,在广泛细致阅读文本及相关史料、文献的基础上,以赵树理的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赵树理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对赵树理小说的喜剧色彩进行解读,同时在解读的基础上,挖掘其喜剧色彩的多重蕴涵。在分析意识形态为什么会选择赵树理来作为典型后,客观地论述赵树理小说与“赵树理方向”的异同,以此来重识赵树理与“赵树理方向”的表层趋同与内在疏离。本论文的研究既有利于丰富赵树理小说喜剧色彩的研究,又对当代“三农”问题和赵树理小说的进一步研究完成一个补充,从而能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角上,突显赵树理在40-50年代转型期的坐标系地位及其所起到的符号化作用,进而概括赵树理小说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