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次贷危机到欧债危机短短的三年间,我国金融体系中机构的总市值扩张了近1.5倍,总资产规模增加了 2倍多,机构数量也从45家增加到64家,机构数量的增多,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时期差异性很大,这样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尾部风险的损失程度上,也体现在影响因素的变化上。近些年来尾部风险频发,2009年欧债危机,我国外汇资产损失高达350亿美元;2013年“钱荒”,上证综合指数在短短15个交易日内狂跌500点;2015年“股灾”,沪深两市三个月内蒸发了 24.28万亿元。因此聚焦金融体系尾部风险及其影响因素的时期性差异有助于我们在新机构大量上市之际,提前做好准备以控制体系尾部风险的损失及其传导途径。MES模型以金融体系总资本不足为假设条件,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两个角度建模,对机构尾部风险进行测度。本文基于MES分别测度2007年在市的全部45家金融机构（以该时期为A时期）和2010年在市的全部64家金融机构（以该时期为B时期）的尾部风险冲击。接着采用LASSO模型筛选变量对金融体系尾部风险及其影响因素的时期性差异进行分析,由于面板数据中存在众多机构,个体间差异明显,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实证结果表明:（1）通过尾部风险的时期差异性分析,我们发现B时期无论是体系还是行业的尾部风险总体上都有所增加,这点在除银行外的行业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表明机构尤其是新兴金融机构的增多加大了尾部风险冲击。（2）在钱荒、股灾和中美贸易摩擦这三个事件发生时,B时期体系的尾部风险要明显高于A时期体系,这说明随着体系内增加了一些中小机构,这些机构刚刚入市,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但是由于其数量较多,一旦体系产生尾部风险会放大流动性缺失、资金过热和贸易摩擦给金融体系带来的不利影响。（3）通过系统尾部风险影响因素的时期差异性分析,我们发现B时期数据尾部风险冲击的影响因素少了资产规模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多了贝塔值、期限错配和汇率,原因在于B时期增加机构数量多规模小,监管部门加强了对规模较大机构的监管和近年来央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波动小;因该期增加的小规模机构很多,这些机构普遍存在“短存长贷”的特征,多元化业务较多,与国际联系较为紧密,故衡量机构风险的贝塔值和期限错配增大会使尾部风险冲击增大,汇率降低,会给国际贸易带来打击,产生尾部风险冲击。（4）通过对8个子系统尾部风险影响因素的时期差异性分析,我们发现银行、证券和保险这三个机构数量明显增加的子系统,其尾部风险的传递渠道增多,主要来自于机构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对此,我们建议在上市机构数量明显增加时,监管部门要在保证流动性和防止资金过热之间做到一定的平衡,以防尾部风险被放大。此外,随着更多中小规模机构的上市,尾部风险传导渠道增加,我们建议监管部门还需要加强对于新增机构的监管并且回溯分析以往体系中机构激增时所增加的风险传递渠道,并对这些渠道加以控制,降低尾部风险对体系冲击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