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典型的风险技术,其意涵已超越“科学的域场”,信任的“塔西佗陷阱”已赋予了转基因技术太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敏感想象,在转基因技术议题框架下,公众对转基因技术认知的争议和“错位”,并非是单纯的转基因“风险”“利益”认知或风险治理策略“解方”上的对立,其实质是看待转基因问题的价值规范体系的“源头”差异,也即问题的“框架前提”的差异,其中“信任”的作用逐渐凸显,从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信任-感知-态度”场域,成为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的“路径依赖”。而对政府这一核心利益相关的信任,在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形成中扮演者主要“戏份”,换言之,体制性信任已成为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的重要前置因素。因此,有必要从信任视角探究转基因风险技术公众态度的形成过程并提出针对性的因应策略,以达到实现转基因论争中的良性风险沟通。研究认为,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模型经历了一个从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技术接受模型、Bredahl模型、总体性模型框架的源起、改进、创新、拓展的过程,在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模型的总体性框架下,社会分层机制、客观认知系统、信息的作用皆因其自身缺点而存在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预测失真的问题,而转基因技术风险的社会建构性特征决定了主观价值与规范体系在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居于主导地位,其中,信任与价值的互动又使得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的形成成为了一个信任的“域场”,在这个域场下,公众与利益相关者的信任链接是转基因技术风险沟通的关键,而体制性信任在整个转基因技术信任“图谱”中居于核心地位。虽然体制性信任在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中扮演重要“戏份”已有初步共识,但现有研究的讨论主要集中政府管理能力、意愿层面等层面,不足以反映体制性信任结构维度及其对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影响路径具有层次性和复杂性。因此,研究采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以互联网平台(微博)上热点“转基因”主题文章的关涉政府的评论观点为原始资料,全面解构了体制性信任结构及其对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影响路径的“全貌”。研究发现,研究发现,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中的体制性信任结构表现为以政府能力、政府价值、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官员表现、规制公正性、规制完善性为代表的7大主范畴,进一步凝练可归结为契约型信任、互动型信任和规制型信任三种形式,三种信任形式分别服从为“宏观-中观-微观”的层次衔接,具有不同的背景和内涵,能敏感作用于以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为基础的“理性决策过程”,从而在情绪聚焦和问题聚焦两方面形成公众态度外显表达,或可对转基因议题下的公民行为具有预测作用。紧接着,研究在研究假设、预置模型、问卷设计、数据收集、信度效度分析的基础上,利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了体制性信任视角下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的形成路径,研究发现,公众对政府在科技风险治理中的契约型信任、互动型信任、规制型信任表现出较为谨慎中立的态度,对转基因技术利益的感知表现出较为谨慎中立的态度,对转基因技术的风险感知和公众态度均表现出相对消极的态度,但并未出现过分夸大的现象,且个体差异较大;而公众对政府在科技风险治理中的契约型信任、互动型信任、规制型信任,通过作用于以感知利益和感知风险为基础的理性决策机制,从而影响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其中,互动型信任在体制性信任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基于“感知风险”和“感知利益”的个体理性决策框架在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形成中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进一步理论思考认为,科学理性内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断裂”是转基因技术风险治理中体制性信任缺失的根源,而科学理性、社会理性、生态理性间的“框架前提”差异与体制性信任的互动是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风险-利益认知差异的“成因”,转基因技术风险良性沟通的实现需摒弃“缺失模型”下的“公众理解科学范式”,走向“内省模型”下的“科学与社会范式”。未来为实现转基因技术公众态度的有效引导,政府需确立科学不确定性情势下的中立立场和良善价值,需要建立转基因技术议题下的知识型政府形象,需确立公众参与中的“参与式决策”原则,需建立完善的转基因技术信息公开机制以保障公众的知情权,需巩固固转基因技术的政策、制度、法律“防线”,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转基因产品“标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