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文体的创作由于文人的深度介入,总是不自觉地朝着徒诗的方向发展,但乐府与徒诗别异的文体特征却又推动着文人自觉区分两者,由此形成了梁陈至初唐文人五言乐府与徒诗分合关系的转变。以初唐为节点,文人五言乐府与徒诗在诗歌的律化进程中形成了古近体的分流,这使得从齐梁开始就日渐界限模糊的文人乐府与徒诗又重新显示出各自诗体的本质色彩。从代言性的角度而言,梁陈至初唐文人乐府整体呈现出由合至分的态势。梁陈时期,乐府受徒诗影响,其内部的代言性传统被严重削弱,因而这一时期的文人乐府与徒诗几无差异。初唐,在复古思潮的推动下,文人乐府中的“代言性”再度兴起,而徒诗则回归到其以诗以言志、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由此形成了初唐文人乐府与徒诗在代言上的分流。总体而言,在梁陈至初唐文人乐府与徒诗由合至分的过程中,在文人对乐府文体自觉的体认下,文人乐府在形式上由近体向古体诗回归;在内在情感机制方面,“代言性”作为乐府诗的文体特质重新获得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