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和性都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本文将着重在社会历史的特定情境中，尝试以思辨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以服饰所体现的人性在历史过程中理性与感性的不断冲突为中心，从人类最初服饰状态的分析入手，再结合中西方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服饰特点，去解读和探讨服饰美与性文化的关系。 在人类童年时期，服饰的功能和审美是一体的，御寒和诱惑，构成了服饰的两大功能。至于其他功能，如宗教的、伦理的、制度的等等，都是以这两个功能为基础。这两个功能的后者即与人类的性文化、性习俗建立了深刻的联系。“性禁忌”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由性本能向性文化的转变。从此服饰的遮体功能不再单纯，有了弱化人的性别因素，即自然因素的功能。从性文化、性习俗的角度来看，服饰的美介于“遮蔽”和“解蔽”之间。服饰在“遮蔽”与“解蔽”的矛盾中、在人的感性和理性的冲突中起到了平衡作用，它的道德功能逐渐为社会所接受，服饰成为人的理性外化的符号表现。 对于物态的服饰我们可以从各种文献、古代绘画以及考古资料中了解甚至对其进行复原。但将服饰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研究，我们还应当从多个层面、应用多个学科的知识对它进行解读。对于本文的命题，我想不仅要辨识人们用来界定性别角色的各种服饰或服饰外观的信息，同时也要探究两性关系的本质。探究服饰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附加于男性服饰的意义是比较有限的，而附加于女性服饰的意义却是持续不断、多种多样的。我们不仅要追问，为什么男性服装的意义越来越简洁，而女性服饰的意义越来越复杂?进入父权社会后，女性成为男权的附庸，这是历史和社会进化的产物。女性被剥夺了社会权力而更多地被保留了自然权力(性角色)，处于第二性地位，对女性美的评判标准由男性制定。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同，也导致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主要来自于处于第一性位置的男性。感性的需求又使得服饰成为人，特别是女性体现自己“性”特征的重要形式。服装的遮与露主要关乎女性作为第二性所体现出的服装文化。女性是父权社会中可供欣赏的“美”的载体。 就服饰的起点来看，中西方有着相似的经历，但在随后的发展中中西方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服饰不断在“遮蔽”和“解蔽”之间、肯定肉体还是否定肉体的矛盾中选择着。西方服饰的发展史实质上是一部理性与感性不断斗争的历史。而中国服饰是在儒、道的互补中选择了“文质彬彬” 和“返璞归真”的同生共存。这两种不同发展路线的缘由，可以从陈炎先生在《儒家、道家与日神、酒神》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两种民族心理结构中找到答案。服饰美与性文化的关系在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母权社会和父权社会、古典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等等不同社会形态中，其表现各不相同。这些不同展示了人的服饰之美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处于现代社会中的中国，服饰审美注重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现代审美思想的注入，走综合平衡的道路会使中国服饰在世界服饰之林独树一帜。 服饰美和性美是相伴的，一部服装发展史也是一部两性审美史。所以，从性和性美的观点来分析和观察服饰在人们的性观念和性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询服饰的起源和服饰给予我们的这个文明社会带来的思想变化轨迹，成为我们认识自身以及世界的一个新的视点，也是本论题研究的主要思路。 本文论题用纵向和横向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纵向研究表现为对两性服饰演变历程的探寻，横向研究表现为对服饰变迁动因及其对性文化的影响，以及中西方服饰美和性文化的比较的探讨，探索服饰这一文化因子如何受制于政治、经济、宗教、审美、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由一般层面上升至理论层面，以人本性中的“感性”和“理性”的斗争揭示服饰与身体之间“遮”与“露”的矛盾，并将其放在中西方不同的“民族心理结构”和“民族文化结构”中加以分析，尝试解释服饰美和性文化在中西方截然不同的表现的原因。研究的理论视角主要以人类文化学理论、服饰社会心理学理论为主。研究时注重运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参照比较中外历史上服饰变迁的实例及其对性文化的影响，以增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服饰是有生命的人跟无生命的衣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是物质产物又是精神产品。这种双重性决定了我们在解读服装的同时也是在解读人本身。本命题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服饰美与性文化的阐释，引起思考：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穿衣史，同时也是一部脱衣史，一穿一脱之间看似一个简单的行为，但其背后“性”的意味耐人寻味，“性意味”背后的社会背景更是耐人寻味。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认识今天，对于历史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经常说“民族的就是现代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现代社会里，中国服饰如何完成传统与现代的转换?如何保持自己服饰文化的特色?简单的“露”和“脱”就是西方服饰文化的核心吗?就是中国服饰的现代化吗?对服饰文化现象的研究是“知”，对传统服饰文化实现现代转换是“行”，在此意义上，“知”对“行”有着理论上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