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国优质医疗资源配置失衡、人口流动常态化,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在统筹地区范围以外的异地转诊、异地安置、异地居住、异地工作等情形下的异地就医逐年上升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在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实行市、县为单位的统筹管理制度条件约束下,以往的异地就医参保人只能先垫付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回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核报。由此带来的垫付、跑腿压力成为困扰参保人的重要民生问题。2016年开始,我国政府下定决心推进全国医保联网,要求在2016年内基本解决省内就医异地结算,争取用两年的时间,解决跨省异地住院费用直接结算。由此可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作为一项问题倒逼的民生政策改革,缓解了异地就医人群的垫付、跑腿压力;但是,我们不能仅仅看到政策的便民效果,更应该考虑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的推行对参保人就医行为、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出、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本文利用A市实施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三年的面板数据,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进行研究。宏观层面,利用A市2009?2017年的数据分析本地就医和异地就医的人次数、次均医疗费用和次均医保基金支出变化趋势;微观层面,先利用A市直接结算政策实施之后的2013年截面数据分析异地住院参保人的异质性,再利用政策实施前后的全样本数据,运用基准回归、倾向匹配得分（PSM）、双重差分（DID）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对参保人就医行为、医保统筹基金支出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机制。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发现:一、异地就医人次和次均医保基金支出逐年上升,而且异地就医次均医保基金支出与本地次均医保基金支出的差距逐年扩大。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参保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60岁以下参保人、女性、国有企业单位人员、退休人员等特征的参保人更倾向于异地就医,其中退休人员、国企参保人的异地就医人次数与异地次均医保基金支出倒挂,医疗服务利用呈现出亲机关、事业单位的不公平。三、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使参保地的医保基金支出增加了23.86%。通过PSM-DID的微观计量方法,实证结果显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的实施,使参保地的医保基金支出增加了23.86%。四、直接结算推高医保基金支出增加的机制有三个:第一,直接结算政策降低了参保人异地就医的自付比例,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和高铁交通便利背景下,将诱导更多参保人异地就医;第二,伪装重疾加剧了基金支出压力。由于我国优质医疗资源配置结构失衡、分级诊疗格局尚未形成,直接结算政策实施诱导了参保人小病、常见病也选择临近的大城市异地就医,尤其是40岁以下参保人对医保基金支出增加影响较大。但A市恶性肿瘤重大疾病患病的平均年龄是58.3岁,说明40岁以下参保人可能发生伪装重疾异地就医的道德风险行为;第三,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下,参保人对医疗服务利用公平性较差。综上研究,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数字驱动的医疗服务创新,完善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的在线医疗、AI智能医疗技术,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优质医疗资源匮乏的局面;二是推动互联网+背景下的方法革命,推动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和编码标准落地,在医疗、医保信息规范化、标准化基础上做实分级诊疗,利用DRGs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同时配套支付标准改革,不符合转诊要求的参保人降低医疗费用补偿比例,并将相关主体的道德风险量化到社会诚信系统;三是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提升医保综合治理能力,将医保基金收支平衡水平、异地就医有效监管纳入经办机构能力评估体系。本文创新有二:一是研究内容的创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作为一种便民政策,缓解了异地就医患者的垫付、跑腿压力,这是专家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但是,该便民政策对参保地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几乎没有相关研究。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A市的全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直接结算政策对基金支出的影响,是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对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机制,较多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本文运用样本A市直接结算政策实施前后三年的面板数据,运用PSM、DID计量经济学的定量研究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医保基金支出的影响。这种数据选择和定量研究方法,规避了样本数据可能带来的自选择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对因果分析更精确,为我国政策实施的评估提供精确的数据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