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医疗水平变得越来越先进,人们对健康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国目前医疗资源总体分布不均匀,医疗资源总供给满足不了人们对健康的总需求。医患矛盾不断激化,医疗纠纷频发,医患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医闹”便因此产生。“医闹”不仅扰乱正常的医疗秩序,还侵害医务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利,阻碍社会的发展和稳定。2015年“医闹”入刑,正式将“医疗”一词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当中,明确将医疗秩序纳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制范畴,这是刑事立法领域的进步。但近年来接连发生的恶性“医闹”事件反映出我国对“医闹”的立法规制还不够完善,尤其对“医闹”的一些特殊情形的处理例如“职业医闹”和“非暴力型医闹”尚没有明确规定,立法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概述“医闹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医闹”的概念、“医闹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概念及构成要件。阐述了包括犯罪客体双重法益理论,“聚众”、扰乱方式的认定,“情节严重”和“严重损失”的界定标准,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的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罪过、目的和动机等问题,为深入研究“医闹”的立法规制做好相关铺垫。其次,本文将当前对“医闹”的定罪罪名及判处刑罚的案件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总结出“医闹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立法方面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本罪定罪方面的规定存在缺陷,入罪标准尚不明确,“非暴力型医闹”也无明确定性;二是“医闹”可能涉及的罪名庞杂,涉及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等诸多罪名。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模糊了各个罪名的界限;三是特殊情形的量刑标准不明确,“职业医闹”和“突发性亲属医闹”在量刑上无明显区别,针对特殊罪名量刑时容易遗漏评价;四是罪数认定方面尚无明确规定。一方面来自于对“医闹”行为全面评价而涉及不同类别之下不同罪名产生的罪数冲突,另一方面为“医闹”行为涉及连续犯和牵连犯情形下的罪数冲突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针对性的完善建议:一是出台司法解释,明确“情节严重”和“严重损失”的具体内容,并准确定性“非暴力型医闹”;二是明确不同罪名之间的区分标准,按照“医闹”行为的具体情形将此罪与彼罪之间的界限进行划分,并对“医闹”行为侵犯的特殊法益进行特殊规定以增强现有罪名规制“医闹”的针对性;三是明确包括“职业医闹”、特殊罪名中侵犯数个法益的“医闹”等在内的加重处罚情形,并根据新的“医闹”形式不断提出新的应对之策;四是明确罪数冲突的处理原则。针对“医闹”触及不同类别之下不同罪名但容易遗漏评价的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并准确认定不同类别具体罪名中连续犯和牵连犯的情形。